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两大重要目标，也是“三农”问题解决中的两大重点工作。国家实施减免农业税和种粮直接补贴，已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这些是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短期的临时性的战术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增加社会财富；从长期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看，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出路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于全体农民的素质提高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根本在于教育和科技。
一、教育和科技的重任：农民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在两个时期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行的时候，即1978—1984年，农民收入年增长速度达到19.3％；城乡居民收入比也基本趋于合理。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1992—1993年，农民收入年增长速度达到26.9％。近几年来，农民增收问题变得十分严峻。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二是增长速度变慢。三是一些地区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四是农民收入在地区之间不断扩大。五是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
造成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在体制与政策上国家进行了创新，实施对农业倾斜措施，变“多取少予”为“少取多予”，这些都激发了农业发展的活力，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在政策效应一定的前提下，科学技术就成为主要变量。如农业税的减免和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农民欢迎，效果也十分明显，但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措施，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同时造成以农业为主的基层财政的困难。从国民经济结构原因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低，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通过加大科技的应用程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实现。从农业内部结构的原因和农民自身状况原因分析，农业结构的优化，每户经营耕地面积的扩大，有赖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有赖于农村二、三产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有赖于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的拓展。然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前提是农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因此，从长期和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需要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需要加强农民教育培训的力度。2003年农业GDP占全国总量不到15％，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50％多，足以说明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是“三农”工作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把粮食问题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表明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同时，粮食问题与农民增收问题是密切联系的，这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突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几十年来，我国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就中国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1952—2002年我国粮食生产的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播种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单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粮食总产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只是1999年以来有所下降。从供求状况看，供应短缺是长期的，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几次严重的买粮难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供需缺口又进一步扩大，2003年产量8613亿斤，而需求9760亿斤，缺口1100亿斤。今年的产量有望回升到9760亿斤，但缺口还有700亿斤。此外，随建设用地的扩大，耕地被大量占用，也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97—2002年6年占用耕地6100多万亩，2003年占用3800万亩。再加上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田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制约了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从中长期看，我国人增地减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不会改变，粮食问题始终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粮食安全问题要靠提高单产来解决，而单产提高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进步。
一般说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遏止农业用地的减少；二是增加投入，改善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三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含量；四是落实对粮食刺激性的“减、补、保”；五是实时监控，加强宏观调控。这些措施中，第一、二、四、五项固然对粮食生产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都属于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只有第三项是粮食生产的内生变量，属于决定性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更持久。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这一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
二、教育和科技：农民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社会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最早的阶段是农业经济阶段，主要的劳动力在起作用。进入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工业阶段，谁占有更多的资源、矿石、土地，谁的经济就可以发展，所以大规模地搞殖民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知识经济阶段，核心问题是科技与人才的问题。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与收入的关系，一般从世界来看，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要通过教育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才素质与科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自1929年到1957年，教育投资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占这一时期国民收入增量的33％；美国自1950年到1957年，物质的投入增加4.5倍，实现的利润增长3.5倍，教育的投入增长8.5倍，实现的利润增长17.5倍。美国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在调查教育与农业的关系后发现，在农业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农户多接受1年的教育，农业生产就平均增加2％。根据《1992年中国农村住房调查年鉴》的资料显示，1991年，我国农村文盲户人均纯收入为536元，小学户为643元，初中户为718元，高中户为759元，中专户为949元，大专户为1071元。由此可见，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自身经济收入的多少。
从科学的发展观来看，中国是人均占有资源匮乏的国家，在有限的耕地与水资源前提下，也必须靠提高生产力解决农业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数量增加，通常有两条途径：一是凭借可利用资源要素的数量增加，在生产方式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相当于粗放经营；二是通过可利用资源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亦即内涵扩大再生产，也就是集约经营。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虽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但农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基本上还处于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范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化肥和灌溉水利用率、农业机械化程度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三、农村教育和科技：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资料显示，1998—1999年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美国5％，俄罗斯3.5％，印度3.2％，我国2.2％，说明我国教育的总体投入水平不高。和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育仍很落后。首先在基础教育方面，即使是9年义务教育在许多农村地区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有专家指出，农民必须接受9年强迫义务教育，才有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其次在农民培训方面，在城市在职和下岗人员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在职培训，在农村农民却很少有机会参加系统的技术培训，而这方面对农民来讲又十分重要，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新技术的需要，还是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要求，都离不开系统的技术培训。最近六部委启动了一个“阳光工程”，旨在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大量要转移出去的农民工再就业技能的培训，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我认为这一工程实施应该政府拿钱，而不是由农民拿钱。实施过程中，还要有针对性，按照农民的实际需要进行，否则会流于形式，收不到预想的效果。第三在农业高等教育方面，不仅我国农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而且从事农业服务的人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不算高，我国的高等农业教育必须认真研究如何服务于“三农”的问题。
我国的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一是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我国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可见，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二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三是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由于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由于粮食产量、价格信息的不畅，在现今条件下，农民很难对全国不同地区的产量和价格有及时、全面、清楚的了解，从而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另外由于沟通不畅，还出现了研究和推广领域的低水平重复而没有效率的现象。实际上，农民教育和农业科技方面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加大投入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相应的体制，使投入更有效率和活力。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做长期而不懈的工作，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农民增收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决定于多种因素，所以需要综合考虑；从战略上说，教育和科技是决定性因素，目前政策、投入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术因素；加大投入和理顺体制是解决农民教育和农业科技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