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在于依托产业園区的区位优势、要素禀赋和市场环境，发挥“以产促城、以 城兴产”的循环累积效应，实现产业园区产业结构优化、人居环境舒适、公共服务齐全和社会保障完备的协调统一。本文对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深入探讨其内在的理论依据，以期为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产城融合 文献述评 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7（c）-165-03
“产城融合”是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1]，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其以通过促进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良性互动、协同共进为核心理念。“产”指包括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产业文化；“城”指包括生产功能、服务功能、协调功能、管理功能、集散功能、创新功能等城市功能集聚（苏林等，2013）。产城融合的核心思想是“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互融”（秦智等，2013；苏林等，2013；杨芳等，2014）。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宏观背景下，推动“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互融”的“1+1>2”的发展模式等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2]。尤其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具体研究给我国中西部较多地区的相关实践提供了新的组织实施形式等实践参考。本文对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相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深入探讨其内在的理论依据，以期为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1 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文献综述及述评
1.1 产城融合的内涵的相关研究
“产城融合”最早源于艾萨德（1959）提出“产业综合体”的概念，并将其看成是一组发生在特定区位内的工业活动，他认为由于这些活动彼此间存在着生产、技术和分配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而带来资源要素上的很大节约。之后，随着新空间经济理论的出现，构建了针对产业聚焦和城市发展关系问题的微观经济模型，该模型阐述了由于地区企业之间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结构的基本原理（保罗·克鲁格曼，1999）。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城融合”表现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一个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指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将引起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带动城市化进程的提高（钱纳里·塞尔昆，1989；Hollis Chenery，1975）。我国的“产城融合”研究起步较晚，由于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分离（产城分离）造成了城市化的低效率和产业区不能持续发展，“产城融合”概念相继提出，并成为研究热点（刘畅等，2012；孔翔等，2013；罗守贵，2014）。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城市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张道刚，2011），产城融合是居住与就业的融合，服务于集居住区、工业区和商贸区于一体的新城建设，核心是使产业结构符合城市发展的定位，实现以产促城发展的目标（林华，2011；陈云，2011）。产城融合是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高级形式，二者在时间上同时并起，在布局上功能分区，在空间上产城一体，在结构上三产融合（王超，2013；王虹，2013；李蔚，2013）。
1.2 产城融合度评价的相关研究
随着产城融合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产城融合的测度评价的定量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具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种是结合产城融合的内涵、目标直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融合度测度；另一种是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互动关系出发间接评价产城融合度（毛小明等，2016）。主要的测度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孙红军等，2014；高纲彪，2011；王菲，2014）、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王霞，2014；李荣欢，2014；黄新建等，2016）、灰色关联度法（唐晓宏，2014）、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赵艳，2007；苏林等，2013）、聚类分析法（王霞，2013；黄新建等，2016）、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林高榜，2007；杜传忠等，2013）等[3]。
1.3 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
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以产业园区和城镇社区一体化发展为手段，以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城市活力为目标，推动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服务、消费的多元型转变（李文彬等，2012）[4]。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阶段为“产城分离—各自为政—边缘融合—产城融合”，针对产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配套基础设施落后、职住分离现象等问题（曾振等，2013；孙丽敏，2014；王征，2014），产业园区应走产城融合发展的路径（曾振等，2013；唐晓宏，2014；沈凌云等，2014；徐琪等，2015），并提出转型期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策略（欧阳东等，2014）。除此之外，各学者还构建起了高新区产城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苏林等，2013；王霞等，2013；王霞等，2014），发现高新技术型园区产城融合的关联度和发展度优于综合型园区。但对于走在产城融合前例的苏州工业园区（何磊等，2015）、硅谷和新竹科技园（林利剑，2014；滕堂伟，2014），后进地区的产城融合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借鉴这些园区的发展经验，从顶层设计出发，找到适合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
1.4 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
欧阳东等（2014）对中泰（崇左）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与规划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王菲（2014）实证研究河南省产业聚集区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状况，为产业集聚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测度的理论框架[5]；邓波等（2015）对江西省三大园区产城融合度进行了测算，发现高新技术园区较于综合型工业园区的产城融合关联度和持续度都较高[6]；邹小勤等（2015）以2003年～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重庆三峡库区三次产业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冼康（2012）以河池市为例，研究如何通过各产业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苏腾等（2013）提出了河池市创建中国西部产城同建试点市的构想[7]；陈晓梅，杨宗翰（2015）通过河池、百色、崇左的数据来实证研究区域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对推进区域旅游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1.5 文献述评
一是已有相關研究对“产城融合”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支撑阐述不深；“产城融合”的内涵界定重点在于成熟产业园区所体现的“产城融合”特征及功能上的表述，缺乏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产城融合”概念界定。
二是已有相关研究缺乏对欠发达地区落后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于落后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形成基础、提升路径、发展模式及外部效益等内在机理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已有相关研究缺乏从现实条件着手，以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使得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四是对于欠发达地区中的河池市已有相关研究只停留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等单方面的分析探究，以产业园区产城融合为视角进行相关研究还未引起学者的充分关注，使得河池市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指导。
2 经典理论依据及其应用探讨
2.1 增长极理论与主导产业理论及其应用
2.1.1 增长极理论与主导产业理论的核心思想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增长极”这一概念，他将增长极描述为“一个公共的或私人的企业家或厂商的群体，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有推动力的经济单位”。随后，增长极理论得到了布代维尔、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的丰富和发展，阐述了区域实行平衡发展战略的现实问题和缺陷，以及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增长极理论认为通过培育某个地区（城市）或产业形成经济增长中心，从而带动相邻其他地区（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增长极理论强调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对于周边所产生的“极化作用”与“扩散效应”，极化作用表现为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外部技术的投入及外来企业的牵引所形成的对于周边地区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要素向增长极集聚的作用力，从而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进而促进增长极的快速发展；扩散效应表现为由于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外部经济下降于规模不经济的出现，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回流，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主导产业的概念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其认为采取不均衡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抉择。随后，罗斯托（1970）提出在经济成长的各阶段均存在具有迅速有效吸收创新成果、满足高增长需求、实现高增长率特征的主导产业部门，该部门能通过回顾效应、前瞻效应和旁侧效应拉动和推动其他产业部门及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主导产业部门的转换也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植草益等，在基于主导产业的核心内涵与作用机理、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产业发展方向，构建了主导产业选择指标体系，形成了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2.1.2 增长极理论与主导产业理论在产业园区“产城融合”中的应用思考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模式指导。增长极理论中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如：重视政策引导和推动作用、发挥中心地区对于周边所产生的“极化作用”与“扩散效应”等）对于我们研究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对于如何选择经济落后地区产业园区产城融合中最合适的“产”？如何形成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根据各产业园区的异质性进行核心产业的培育等？主导产业理论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产业结构理论与空间结构理论及其应用
2.2.1 产业结构理论与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产业总体的构成类型及组合方式、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与空间分布结构、产业之间的经济与技术联系等[8]。各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视角阐述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配第和克拉克（1940）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变趋势，随后得到了库兹涅茨等学者的进一步证明；钱纳里（1969，1979）揭示了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是引起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关键，人均GNP、需求规模和投资率也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原因，同时认为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及六个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产业结构演变呈现新趋势：科技创新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核心要素；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众多产业新业态；产业模式创新趋向多样化；产业分工更趋细化[9]。
空间结构理论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经济各组成部分及其组合类型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的学说。最初，研究者们相继提出农业种植圈层结构（杜能）、城市居民点等级体系（克里斯塔勒）、市场网构造模型（廖什）等经典的空间结构形态；后来学者们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归结来看体现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杜能理论模型和位置级差地租理论，并结合生产和消费函数推导出的以城镇型居民点（市场）为中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于农业区位论、集聚效果理论、“门槛”理论推导出最佳的城市规模、企业规模、居民点规模和中心地等级体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上的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的动力、类型和趋势；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中的合理程度与空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探究。
2.2.2 产业结构理论与空间结构理论在产业园区“产城融合”中的应用思考
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核心问题涉及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城市发展定位（李文彬等，2012）、产业配置是否有利于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因而产业结构理论所阐述的在一定范围内在相关现实经济基础上，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该如何配置、资源在产业间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如何更好的迎合产业结构所呈现的趋势性新特征等核心问题对于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空间结构理论为产业园区的产业和城镇在空间融合上提供了理论思想和实践指导，如产业园区规模的规划、企业的空间布局、所带动的居民房的布局以及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布局等方面。
2.3 协同理论与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2.3.1 系统理论与协同理论的核心思想
系统思想是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它以全面的、开放的、持续的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处在一定环境中由若干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1）整体性和相关性思想。系统不是各要素之间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强调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与彼此制约的整体，强调从整体层面去把握和考察系统内的各分要素及其运动规律。（2）有序性和动态性思想。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级别的有机结构，彼此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具有一定的有序性，并且提高系统的有序性是优化系统功能的重要手段；系统具有动态演变的性质，要求以发展的眼光考察和把握系统的内在特性和实现功能。（3）适应性和最优化思想。系统整体及内在要素的特性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双向反馈机制维持着系统功能的实现和演进，并且系统正常的运转过程中总是追求结构形态的最优和实现功能的最优。
协同理论是德国赫尔曼·哈肯（Harmann Haken）教授所提出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运用类比的方法阐述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在开放条件下形成有序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机理和规律。协同理论的核心思想：（1）自组织理论。通过各子系统或各要素相互协调合作形成序参量，在序参量的支配下就形成了自组织结构和功能，不仅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而且决定着系统演化的结果；具有有序结构和功能的系统存在驱动系统从非平衡状态回复到平衡状态的内在动力；自组织功能的实现要求系统具备开放性和非线性相干性；控制参数是影响系统自组织形成和改变的重要途径。（2）伺候理论。要求系统内应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即快速衰减组态被迫跟随于缓慢增长的组态），系统在接近不稳定点或临界点时，由序参量决定的突变结构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过程。
2.3.2 系统理论与协同理论在产业园区“产城融合”中的应用思考
产业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处在产业园区这一“系统”之下，处于企业、居民、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等相关主体相互依存、相互关联之中，以及经济环境、外部条件等相关外在因素的影响之下，因此需从全面的、开放的、发展的和持续的研究视角来看待产业园区产城融合这个整体和有关问题。协调理论认为，系统内各子系统和各要素间的“协同”能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并发挥“1+1>2”的整体效应。产业园区产城融合涉及到多主体、多方面、宽领域、深层次等复合问题，要求对各方诉求、各方利益和各方主张进行协同整合，为系统功能的最大实现提高最合理的“序参量”，同时注重对产业、投资、财税政策等“控制参量”的把握，以促进产城融合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 杜宝东.产城融合的多维解析[J].规划师，2014（5）.
[2] 王威峰，柯颖，卓泓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产业适应性选择研究——以广西工业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7（1）.
[3] 王霞，王岩红，苏林，郭兵，王少伟.国家高新区产城融合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基于因子分析及熵值法[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7）.
[4] 李文彬，陈浩.产城融合内涵解析与规划建设[J].城市规划学刊，2012（7）.
[5] 欧阳东，李和平，李林，赵四东，钟源.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与规划策略——以中泰（崇左）产业园为例[J].规划师，2014（6）.
[6] 王菲.基于组合赋权和四格象限法的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评价研究[J].生态经济，2014（3）.
[7] 苏腾，鄂尔江.河池市创建中国西部产城同建试点市的构想[J].市場论坛，2013（7）.
[8] 王威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产业适应性选择及其发展策略——以广西工业为例[D].广西大学，2016.
[9] 刘琳.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学术论坛，2016（8）.
①基金项目：河池市人民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hcsk201605）；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17KY0552）；河池学院校级重点项目（XJ2017ZD02）。
作者简介：王威峰（1989-），男，湖南娄底人，河池学院经管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