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至6世纪的中国北方，是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重要区域，也是发生民族融和的主要地区，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学术背景下，由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4日—6日在长春共同主办了“1至6世纪中国北方社会·民族·边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日本的近50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现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早期民族问题的研究
1—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各个边疆部族的起源、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交往以及各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
与会代表首先对汉代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问题进行讨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彦辉教授在“匈奴‘瓯脱’问题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斡鲁朵’习俗辨析”一文中，对于匈奴“瓯脱”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将它同北方民族存在的“斡鲁朵”习俗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瓯脱”即部落（或氏族）、分地、宫帐（龙庭）、军营或营地之意。《历史研究》编辑部宋超编审在“两汉之际汉匈关系考略──以江统《徙戎论》为中心”一文中，从西晋江统《徙戎论》所提出的两汉胡汉关系视角，对以两汉之际为中心的汉匈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同时对汉朝对待匈奴政策的得失做了评价。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陈文豪副教授的“汉代的胡汉通婚”，则将胡汉通婚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说明汉胡通婚的历史意义在于维持与周边民族的和平关系及促进了文化交流。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代表们关注的重心主要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各边疆部族的起源和社会政治发展进程方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凭教授的“于什门事件与魏燕之争”，指出北魏、北燕均为偏安政权，却都以宗主国自居，不能摆正相互关系，因而引发了于什门事件。这次外交事件使两国陷入邦交危机达20余年，其间多次交战，最终以北燕败灭而结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旭华教授的“前燕、前秦、南燕九品中正制拾零”，钩稽了不为人注意的史料，论述了十六国政权中的前燕、前秦、南燕政权所存在的九品中正制的一些情况。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副教授的“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借助阿尔泰语言研究的成果，认为拓跋一词是由官称和官号结合在一起而成的固定名号，并进一步推衍到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以此为基础，论证了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发育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内容。日本早稻田大学三崎良章先生的“从朝阳出土的4—5世纪壁画墓墓室画像人物头部分析看汉与非汉”，对朝阳地区5座4—5世纪壁画墓中人物画像的头部形态、冠饰、发型等进行了梳理，并就这一时期朝阳地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探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周伟洲教授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对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民族分布、民族迁徙，民族融合作了系统的梳理。
中国早期中原王朝边疆统治政策、制度的研究
边疆问题历来是中原王朝需要关注的问题，而对1—6世纪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北方边疆各部族不断同中原王朝发生和战关系，从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边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关于边疆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原王朝的北部边地政策，一是针对边疆问题所设的专门职官的研究。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系黄留珠教授的“刘秀北边防务政策析评”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臧知非教授的“‘偃武修文’与边防的萎缩：东汉民族问题的政治分析”两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东汉的边防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先生认为，光武朝的北边防务，对不同的民族，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各不相同，这与刘秀的儒家教育背景有一定关系；臧先生认为，东汉一朝的边防政策以消极退让为主要特点，从而造成了边防萎缩的后果，其原因，除了前人已经提到的兵制改革及经济水平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根源是刘秀的“偃武修文”基本国策，这导致军队素质的低下和军功激励机制的消失等消极后果。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廖伯源研究员的“论汉代徙置边疆民族于塞内之政策”，通过翔实的数据统计，认为汉朝政府安置归附边疆民族的途径主要有拓展疆土，使原来的少数民族变成郡县之民，和将来降之民徙于塞内两种。徙戎入塞导致北边与西北边郡纳税服役户口锐减，国界内移。内迁各族，仍聚族而居，内部的政治社会组织不变，并且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子今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华祝副教授的“汉代北边的‘关市’”则钩稽文献中容易被人忽视的相关史料及简牍材料，讨论了汉代北边的关市，认为匈奴对关市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汉朝对关市中铁器等战略物资进行严格控制。在边塞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甚至非法的贸易。
与对秦汉时期边疆政策研究不同的是，对于魏晋南北朝边疆问题研究所提交的论文多集中在制度方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张鹤泉教授的“西魏、北周军事征讨制度试探”，梳理出这一时期军事征讨制度的一般情况：以周武帝保定三年为界，前后的征讨制度有所不同，前期国家主要通过选派中央职官和州刺史作为征讨军的统帅，但没严格的制度规定。为保证士兵的来源，国家可以征调府兵、州兵、郡兵及乡兵组成征讨军。后期北周国家在征讨作战中确立了行军元帅和行军总管制，并形成一套明确的制度，但这些职官具有临时性的特点。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李俊方先生的“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指出，汉晋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重要职官护乌桓校尉，其职官性质经历了一个从承担羈縻使命到军事职能明显增强，进而在魏晋时期成为幽州地方军政长官的固定兼职，成为虚职化的加官的演变过程。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教授的“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强悍野蛮的特点影响到曹操、孙权等割据势力。关西兵虽然精悍但凉州武将性多疑忌，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了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对十六国北朝社会佛教、坞壁、家族等热点问题的研究
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会上提交的论文所涉及的社会史问题十分广泛，既有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宏论，也有关于具体问题的描述。
佛教信仰是北朝时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尚永琪副编审的“3—6世纪的佛教邑义与北方村落及地方政权之关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严耀中教授的“四至六世纪中国北方‘灭佛’与僧人尚武”两篇论文均讨论了北方佛教传播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尚先生文章首先对邑义的组织结构与活动范围进行了考察，接着分析邑义与当时地方政权的关系，指出邑义的作用是将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共同的佛事活动，整合到一起。并认为邑义的产生，对构建新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严先生则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灭佛的原因除了文化背景差异外，北方僧人尚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种尚武的特点是与当时北方的形势、骠悍的民风、北方佛教重禅功及经学、饮酒习俗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旭东副研究员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大同职业技术学院殷宪教授利用出土墓志和墓砖等材料所提供的有限信息，探赜幽隐，找出北魏时期发生过的重要历史史实。侯先生的“北魏申洪之墓志考”，从一方学者未曾注意的墓志中，结合文献材料，考证出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申氏家族的动向；“东宫莫堤”的含义及它与冯太后统治前后政治斗争的关系；通过买地记录分析离散部落及徙民平城后的生活。殷先生的“从北魏《王礼斑妻舆》砖、《王斑》残砖说到太和辽东政治圈”，根据《王祯墓志》与《王基墓志》的有关记载，认为王礼斑即王斑，亦即王班，为高句丽乐浪巨族，由燕入魏。以此为起点，考察了北魏的辽东政治圈。此外，与这一时期家族制度相涉的论文还有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邵正坤博士的“论北朝时期的拟制亲属”，对北朝时期存在的继亲、收养、结义等拟制亲属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结论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确然发生在家庭范围以内，因而权利义务较为确定，而义父子，义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缔结，掺杂较多的功利因素，同时也未必是生活在一个家庭之内，因此相对来说要浮泛和散漫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宝国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许昌学院学报》孟聚编审则对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考察。胡先生的“汉晋时期的大姓、名士及其地域分布”首先区分了大姓和名士在内涵上的不同，指出东汉魏晋，士人活跃于中原，豪强称霸于四周的地域分布形势，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析了袁绍和曹操在河北实行不同统治方针的原因。景先生的“汉末邺下文士游宴中的谈论与玄学清谈之发展”则以诗证史，通过公宴诗等对邺下文士游宴中的谈论进行了描述，并指出它成为玄学清谈的原因之一，在于时代政治及思想文化因素，即游宴活动中的谈论，都是在曹氏集团内，在曹操父子尤其是曹操的控制下举行的。孟先生的“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之心态”，认为诫子书所反映的魏晋士人心态，表现在志怀高远、贵生保身、对酒的畏惧等3个方面。这说明，尽管魏晋时代释老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了动摇，但其主导地位并未丧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爽副研究员的“略论北朝的乡村武装”，对十六国到北朝时期的乡村武装重新作了全面的考察。他认为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坞壁组织还很不稳固，很难抵御强悍的胡骑。北魏朝在北方广大的乡村地区，因为有权力真空，所以乡村武装还广泛存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使这些乡村武装开始进入北魏军事序列，并在北朝后期，这些乡村武装彻底整合到国家行政体制当中，这从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吉林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编辑部薛海波先生的“试论公元四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汉族流民坞壁”，则对公元四世纪前期这一较短时期的坞壁进行了研究，对坞壁的功能、坞主出身及其阶级属性进行了分析。
对于北朝社会史的具体问题，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李辉博士的“试论北朝时期的‘开仓赈恤’措施”一文指出，北朝时期的“开仓赈恤”有3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央政府下令或遣使到灾区开仓赈粮，即当地开仓赈粮；二是组织异地调运赈粮，包括移粟就民、移民就粟措施；三是赈粥。北朝时期绝大多数开仓赈粮的对象是受灾地区的全体灾民，但也有极少数赈粮措施只针对特殊人群。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永平教授的“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认为尽管崔浩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也以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为目的。
中国中古早期边疆民族社会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会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于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推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