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档案“泛化”是一种历史产物，是档案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档案“泛化”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充分了解其产生、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土壤对认识和掌握档案“泛化”规律有很大作用。
关键词：档案“泛化”；历史渊源
关于档案“泛化”的涵义，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由于各自选取的角度不同，对档案“泛化”的理解自然也会存在差异。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理解：“在概念上，表现为对传统档案概念的延伸、扩张或借用，并保持与传统‘档案’语义的关联度；在事业上，则体现为档案工作制度理想和档案工作现实的落差，使得档案工作边缘模糊不清；在学术上，既表现为学术外延的积极拓展，又表现为学术核心的弱化或去档案化。”[1]档案“泛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是一把“双刃剑”。适时适度的档案“泛化”不仅不会导致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影响国人对档案的科学理解，影响其档案行为”，而且还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和档案的社会意识。当然，“万事过犹不及”，必须多加引导才可以使其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要了解档案“泛化”的来龙去脉，发展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档案“泛化”发展史
1.1 档案概念泛化发展脉络。档案概念外延一直都在不断地延伸、拓宽，然而档案概念泛化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来，并引起关注。或者可以这么说，档案概念泛化是其外延拓宽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出现几种拓宽档案概念外延的观点，由此“档案泛化”开始以一个学术问题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线。“口述档案”说的兴起，将事后追忆的口述史和口头传说列入档案大家族。[2]“实物档案”说的出现，从信息材料的种类入手，把非文献类的自然实物和社会产品实物归入可以转化为档案实物行列。[3]1995年何嘉荪教授认为扩大档案概念外延是科学合理的，并主张“把‘归档’关口统一设置在文件运动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把‘收发文登记’宣布为就是‘归档’，将所有的现行文件（包括‘账外’文件）都视作档案”。[4]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人们从未间断过对口述档案、实物档案及非归档文件档案的探讨，认识也在逐渐深入。虽然十多年来法定的档案定义一直没变，但是接受这类“档案”的人越来越多，也深深地影响着实际工作。可以这么说，今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默认或者承认这类“档案”。
与档案概念外延拓宽平行的另一条线是档案概念的世俗化，这也是档案概念泛化的重要特征。十年前，档案概念开始出现世俗化。“档案”一词日益受到媒体的青睐，也格外能够吸引众人的眼球。其中，有与“纯档案”存在一定关联度的“泛档案”，如一些揭秘性的电视栏目《国宝档案》及《档案》等；当然，还有很多与“纯档案”无任何关系的“泛档案”，如罗列一些明星的姓名、身高、体重等信息的明星档案，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只能说是信息。在档案泛化的过程中，档案概念开始世俗化，与人的亲和力增强，拉近了与人的关系。甚至，人们可以将一些有价值的、难以捕获的信息包装成档案，这已经司空见惯。随着社会档案观念的变化，档案泛化还将继续，其概念的世俗化也愈加明显。
1.2 档案工作泛化发展脉络。档案工作泛化最初起源于20年前的文档一体化，当时提出文档一体化管理不再存在“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两者间的明显分野，要实现对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控制，第一次突破了传统档案管理的界限。虽然，至今很多单位只是部分实现了这些功能，但也算是实现了对传统档案管理界限的突破。如果说文档一体化管理是档案工作的纵深延伸，那么，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向横向扩展。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提出的图情档一体化管理，虽然其势头远比不上文档一体化，但也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如天津泰达图书馆档案馆。进入21世纪，尤其是到2007年前后，档案工作涉足的领域更为广阔，档案工作泛化已是热火朝天。各级综合档案馆积极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提供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家庭建档初见端倪，而且在某些地区已成典范；民生档案工作迅速铺开，档案服务民生取得显著实效；档案工作向农村地区挺进，农村档案工作有新进展。很显然，档案工作的泛化，无论是从档案自身还是档案工作及其服务对象来看，都大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档案”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等概念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档案工作的种种泛化现象不是说已遍布全国各地、覆盖各行各业的每一个角落，而是指这种现象正在各地区、各领域逐渐铺开，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部门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1.3 档案学研究泛化发展脉络。最初档案学研究泛化与档案工作泛化是相对应的、比较吻合的，也就是说到底是理论研究的泛化带动工作的泛化，还是工作的泛化拉动理论研究的泛化，很难说清楚。与档案工作泛化同步，20多年前传入我国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预示着档案学研究开始泛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将文件运动全程纳入档案学研究范畴，大大开拓了档案学界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原先档案学研究泛化与档案工作泛化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到后来档案学研究泛化则是处于引领、超前的地位。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电子政务”等新鲜词汇不绝于耳，并不断充塞着档案学论文。档案学科在调整与整合中被注入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的新鲜血液，档案学者们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信息资源管理这一被视为大有作为的领域。在当今的档案学研究中，不出现“档案”二字或者用“信息”、“知识”取代之，已不是怪事，甚至有不少人以此作为占领学术制高点的标志。可以这么说，到了这个阶段档案学研究泛化的规模、程度已是前所未有。此时，与理论研究热相比，档案工作实践显然是望尘莫及，档案部门很少能够把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先进的理念落到工作实处。
2 档案“泛化”的思想渊源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思想根源，档案“泛化”同样也不例外。
2.1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是内在动力。这种精神实质表现有三，一是借鉴、引进西方档案学思想、理论，二是嫁接、移植其他学科知识，三是响应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西方档案学在中国档案学的成长、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忽视。西方档案学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中国档案学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档案学创新、发展的风向标。比如形成于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的“社会记忆观”等理论、思想传入我国后，不仅丰富了中国档案学理论，还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新做法。嫁接、移植其他学科知识，特别是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是给学科注入新元素、新血液的必要手段，也是焕发档案实践活力的必要之举。档案工作的现代化、信息化离不开现代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先进管理理念的支撑和支持。同时，也正是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注入给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带来了许多新变化。中国档案学是行政权力催生出来的，那么，在它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自然避免不了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影响，可以说是伴其终生。国家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是牵动着中国档案学的神经，尤其是档案工作实践。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政策的每一次调整或变更中，中国档案学都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与档案工作的契合点。无论是政府信息公开，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者是关注和改善民生工作等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档案工作的身影。这无不体现出档案工作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政策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实际档案工作。
2.2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风气是催化剂。社会转型期，我国档案工作在努力摆脱以往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思想束缚时，往往会经不住各种诱惑而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形成一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风气。表现为档案工作作风不扎实，落实不到位，工作盲目跟风比较严重。有些工作流于形式，只看结果，不重过程，最后难有成效。这种浮躁的工作作风在短期内虽然能够给档案工作带来一些新变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周密的工作计划，到最后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只剩一个空花瓶，好看不实用。深受其害的还有档案学研究，学术研究向利益倾斜，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钻；学术研究向权力妥协，学术尊严受到挑战。之所以有人对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地位、学术尊重提出质疑，主要是由于在这种浮躁学风的驱使下，档案学人迷失了自我，找不到档案学术的本质，而后只能到处撒网。在一些研究者眼里只有让学术服务于利益，臣服于权力，才能尽快出成果。由此，一些与利益、权力紧密相连，而与“档案”无关的领域被大力开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2.3 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思潮是外动力。在步入信息社会之际，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思潮对档案学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直接引发了学科的调整和重新定位。档案学科为了能够在信息社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为了培养现代复合型的档案人才，主动摆脱历史辅助学科的定位，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学科各分支学科或主干课程中出现了不少新变化，有关“档案”的在减少，有关“信息”的逐渐增多。档案学院、档案学系也纷纷更名，取而代之的是与信息社会比较搭调的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档案学研究似乎又找到了源头活水，各种理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虽然实际的档案工作对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的热度逊色于理论研究，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档案部门、档案工作者的视野比以前开阔了，思想观念也比以前开化了，敢想敢干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开始在档案人身上显现出来了。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得到广泛认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也被视为档案部门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在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的企业，也逐渐将知识管理运用到档案管理中。在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思潮的影响下，档案管理的内涵和意义已和以往大不相同，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性。
3 档案“泛化”的现实土壤
档案“泛化”不是凭空想象而来，而是要有一定的现实土壤才可以萌芽、成长的。也正是这些现实土壤的滋养，才会使档案“泛化”蒸蒸日上。
3.1 档案部门积极创新工作，努力克服被边缘化。档案部门历来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众矢之的，能否在政府精简机构浪潮的冲击下还保留应有的独立地位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当今，档案部门对国家政策调整的反应程度、同步速度之快史所罕见。在这么多年的历练中，档案部门已经深知档案工作唯有紧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才“有为”、“有位”，至少不会被放在遗忘的角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档案部门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了很多工作，也收获了不少成效。在为中央领导决策、党和国家重大工作、企业改革与发展、新农村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做的服务工作多点开花、硕果盈枝，大大提升了档案部门的服务能力。今后档案工作也将继续以建立“三个体系”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实施“以人为本”、“服务先行”和“安全第一”三大战略，向建设档案强国新的战略目标迈进，推动档案事业实现新发展。正是有了这样的现实需要和实实在在的行动，才大大拓宽了档案工作的边界，为档案“泛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3.2 档案学主动拓展研究领域，为学科发展寻求新出路。也许真如有些学者所言，档案学理论构建之初就存在问题，囿于管理档案视野的狭窄，使得我们今天在一些新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后，才极力拓宽研究领域，丰富档案学理论。很多人认为档案学应该强调走综合化、交叉化的发展之路，只有这样，这个年轻的小专业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在档案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程及其培养方案里得到了印证。此外，再放眼档案学专家、教授的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也佐证了这一点。现如今，信息领域乃各家必争之地，“信息领域是多学科、多领域共同感兴趣的交叉地带，除传统的图书情报领域外，计算机和经营管理作为两个主要的领域也开始快速介入信息领域，形成三个不同的方向构成‘三元鼎立’的局面”。[5]档案学的“开疆拓土”也主要是往信息领域进军。在档案学向外拓展领域，延伸边界的过程中，档案“泛化”也就成了必然。
3.3 公众档案情结的激发。经过30年的档案工作宣传和档案知识普及，社会公众对档案的认知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甚至可以说前所未有，社会公众的档案情结被大大激发。现在对档案的理解不囿于秘不示人的机要档案或神秘兮兮的人事档案的已不在少数。档案比以往更具亲和力，也愈加平民化，社会公众与档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今，档案走入寻常百姓家，档案记录平民史已不再稀奇。要是倒退到二三十年前搞个家庭建档，在普通百姓家中建档估计是会被笑话的，做不起来。当然，变化远不止这些。一直沉睡的档案情结被唤醒之后，档案就犹如“解禁”一般，愈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青睐。随即，社会公众也给“解禁”后的档案赋予了一些更具世俗化、平民化的新涵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社会公众档案情结的激发给档案“泛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公众对档案的这种朴素需求在档案“泛化”过程中也得到了满足。
参考文献：
[1]徐欣云.档案“泛化”现象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6）.
[2]傅华.国外口述档案工作概述[J].上海档案工作.1993（3）.
[3]霍振礼.实物档案的崛起与档案定义的表述[J].档案学通讯.1993（5）.
[4]何嘉荪.扩大档案概念外延是科学合理的[J].山西档案.1995（5）.
[5]卢泰宏.信息资源管理：新领域和新方向[J].情报资料工作.1994（1）.
（作者单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来稿日期：2013-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