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泰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儒学；秦地；《吕氏春秋》；“焚书坑儒”
中图分类号：B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065－04
战国中期，儒学不仅在东方六国中广为传播，而且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此时儒学在秦地的传播状况怎样?或者说秦人是如何看待儒学的?过去因受“儒者不入秦”及汉初反思秦暴政言论的影响，秦地是“人间地狱”、未通行儒家“仁义之道”等，成为主流观点。新出土秦简文献，又以《秦律》、《日书》、《为吏之道》等为主，也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然而，就传世文献透露的信息而言，秦人并非不关注儒学，如荀子将儒学带到秦国，曾先后得到昭王及国相的礼遇，并向其请教“儒术”。儒学在秦地已开始传播，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应是最好的明证。此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应是儒学已严重威胁到秦人固有立国之本的结果。
一、昭王“问儒术”看秦国儒学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说：“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荀子不仅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习俗，而且将儒家经典带入秦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昭王从之而问儒术”一语，可能是关涉到战国时期儒学在秦国传播的关键。由于过去学界将“孔安国后序”视为后人的“伪托”，致使人们多不相信孔安国的说法。但随着出土文献的面世，“孔安国后序”的重要价值逐渐受到重视，甚至称视为解读《孔子家语》的钥匙。而《荀子·儒效》中昭王与荀子的问对，不仅证明孔安国说法不诬，而且说明秦昭王等并不排斥儒学，这为儒学在此地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梁惠王问孟子“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的情境相似，秦昭王最关注的仍是儒学是否有益于秦国的统治。当他问“儒无益于人之国”时，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在荀子看来，“大儒”应是“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典范。作为国君，昭王还关注“为人上者何如”的问题。其实，自儒学创立之日，儒家就尤为关注统治者的“率以正”，荀子自然亦不例外。他回答说：“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行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即为君之道的关键在“信乎人”，只要近乎此，天下国家就将呈现“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局面，而人君亦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师”(《荀子·儒效》)。由于儒学关注社会秩序，与君主关注统治长治久安的目标相合，这应是昭王称“儒术”为“善”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战争成为主题的战国时期，昭王与其他诸侯相似，虽不排斥儒学，但也并未真正将儒术付诸实施。如有人说：“(荀子)深感秦统治者过于强调霸道，因此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实行‘王道’，‘力术止，义术行’以达到‘天下应之如欢’的境界。昭王虽称善，但对荀子的意见并没有真正采用，荀子不久离开秦国前往赵国。”可见，荀子游说秦国用“儒术”来挽救社会秩序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与商鞅单纯地以“帝道”、“王道”(《史记·商君列传》)等言语游说秦孝公相比，荀子的优势是将儒家经典带入秦国。正因荀子此举，儒学在秦国的传播就有了重要载体。孔安国的“悉有焉”一语，虽然并未说明儒学在秦国传播的状况，但毕竟使秦国士人摆脱“载之空言”的尴尬局面。儒学借文献载体在秦国社会得以逐渐传播。
由于传世文献记载阙如，儒学在此后秦国传播的状况并不清晰，但与孝公闻“帝道”“时时睡，弗听”相比，昭王“问儒术”、范雎“问孙卿子”(《荀子·强国》)等举动，说明秦国上层社会强调“霸道”的固有国策有所松动，荀子游秦可以称为儒学西传的“破冰”之旅。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儒家“孝亲”观念也成为秦王与东方六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如清除掉政敌缪毐、吕不韦后，齐人茅焦曾劝赢政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在权衡利弊后欣然接受茅焦建议，“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然，赢政能接受“孝亲”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应与昭王“问儒术”后，儒家观念在此地的侵染密切相关。
二、从《吕氏春秋》看战国儒学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组织“食客”编纂的一部旷世奇书。尽管编著者有吕不韦的“客人”、“智略士”以及“儒书”等分歧，但主流观点还是吕门食客整理其“所闻”，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即《吕氏春秋》以“百科全书”的内容，服务于吕氏的治国主旨。然而，研读《吕氏春秋》时，人们常忽视贯穿其中的思想主体，仅将目光聚焦于内容的“驳杂”上。最早将其列入“杂家”类文献的是《汉书·艺文志》。尽管《吕氏春秋》出自众人之手，但其中应贯穿吕氏的治国思想，这也是他能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增损一字”的原因。如果《吕氏春秋·序意》中吕氏“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的说法“不诬”，那么，它就应是一部形散而神聚的政治教科书。
由于《吕氏春秋》是要“诲”秦王的，实现“王治”就自然是指导思想。对编、著分离的《吕氏春秋》来说，虽然决定该书价值的关键是主编者的思想与立意，但参编者的知识储备、思想倾向等，也应是不容轻易忽视的因素。只是文献记载阙如，参撰《吕氏春秋》成员无法厘清，这既为诠释该文献带来诸多不便，也为后世的解读留下诸多空间。如有人说：“自东汉高诱为之作注以来，就有学者试图找出它另外的学派倾向来，甚至想把它归于另外某家学派。”历代学者对《吕氏春秋》学术倾向的认定主要有道家、新道家、墨家、阴阳家、儒家等。但与《庄子》、《孟子》、《荀子》等不同，《吕氏春秋》的主编并非主一家之言、没有特殊的学术偏见；此外，著书的食客，也不可能是“纯道、纯墨抑或纯儒的人物”。因此，《吕氏春秋》的属性似乎只能定位于猎取各家思想精华的“杂家”著作。
尽管学界对《吕氏春秋》的主体思想仍有很大分歧，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厚重的儒家观念，则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据不完全统计，《吕氏春秋》共160篇，其中涉及孔子言论的有33篇，“孔子”二字亦出现76次。如有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吕氏春秋》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儒家议论几于书中俯拾皆是。”在《吕氏春秋》中，不仅大量的孔子言论被征引，甚至还有假托孔
子以自重者。如赵襄子攻翟虽在孔子去世后，但《慎大》竞有“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的预言。尽管此处有“公然作伪”的嫌疑，但将其释为托孔子之言以自重实现“尊礼”的目的，未尝不可。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孔子已是具有很重要分量的人物。早在清代，就已有人将《吕氏春秋》的主体思想视为儒家，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与孑L子、曾子之言。”在在今天看来，这也应是较为公允的看法。
从《吕氏春秋》的内容看，作者应以儒者为主，如高诱在其《吕氏春秋序》中说：“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然而，此后学者却将“道德”、“无为”等作为证据，以贴标签式的研究思路，将《吕氏春秋》思想的主体定为“道家”。其实，“道德”、“无为”等并非先秦道家专利。儒学不仅可称为“道学”，而且“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治”等，都是早期儒家尊奉“明王之道”的重要内容。此外，早期儒家最核心的理念，如正名、孝行、时遇、尚贤等，在《吕氏春秋》中均有明显的体现。如《正名》中的“名正则治，名丧则乱”、《贵因》中的“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劝学》中的“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终”及《上德》中的“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若行义”等等。总之，将该书主体思想视为儒家，应不无道理。
当拨开笼罩在《吕氏春秋》上的诸多迷雾，它所蕴含的厚重儒家智慧也逐渐恢复其本有面貌。以法治为传统的秦国，有如此众多尊奉孔子学说的儒生，在以往学者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吕不韦所养之士，虽然是招募而来，但这表明此时秦国儒学的状况已与东方六国没有根本区别。由“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序意》)以及“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说明《吕氏春秋》有一种为新“天子”创制立法的强烈愿望。如《执一》中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可见，“修身”是“执一”的重要前提，这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如出一辙。虽然《吕氏春秋》中吕氏的政治主张可能还“多半是一个纸上的蓝图”，甚至有“口头上用以邀名买誉”的嫌疑，但《吕氏春秋》折射出的信息，说明儒学已与秦国社会结下不解之缘。
三、从“焚书坑儒”看秦朝儒学
在中国儒学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给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亦为历代士人所诟病。就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性质以及后果等而言，学者的见解存在着截然的分歧。有学者将其视为秦始皇尚法精神的代表；有学者将其视为秦代社会“‘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表现”㈣：还有学者说：“‘焚书坑儒’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它的下面还有源远流长的汹涌波涛。它的发生是当时思想较量、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透过“焚书坑儒”过激行为的表象，究竟何种原因致使秦始皇作出此类决策?欲对此问题作出近真回答，有必要将其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探索儒学与秦代社会的关系问题。
面对社会空前的大统一，无论主张分封制者，还是主张郡县制者，都是以借鉴历史为出发点的。如丞相王绾说：“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此主张也得到群臣“皆以为便”的响应。然而，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所以他提出以“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的政策来“易”周代分封制。由于诸生的此次“师古”是以社会稳定为由向秦郡县制发出的挑战，如果说秦始皇还能忍受，那么，淳于越等人借“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得出“事不师古而能久者，非所闻”的谏言，则触动其欲“传之无穷”的敏感神经。而李斯“非愚儒所知”、“三代之事，何足法”、“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史记·秦始皇本纪》)等言辞，遂将矛头指向以读书为业的“儒生”，并建议下令“焚书”，这一建议也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始皇的“焚烧”《诗》、《书》、百家语等典籍，应是对先秦以来士人蓬勃自由思索精神的沉重打击，更结束了秦王朝与儒家和睦相处的“蜜月期”。
如果说“焚书”是博士儒生未走出列国游说的心态，妄图欲以“道统”干涉“政统”失败后付出的代价；那么，“坑儒”应是秦始皇对以言论诽谤时政的方士、儒生生命的一次摧残。“坑儒”是由徐市、卢生、侯生、韩众等对皇帝的欺骗引起。由于秦始皇沉迷于“兼有天下”的功业及献媚大臣的称颂中，异想天开地欲寻求长生不老之方。而以方士称奇的鄙儒诸生则投其所好，先有徐市等“人海求仙人”，后有卢生等说始皇的“真人至”就能得“不死之药”。起初，秦始皇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不仅遣徐市等人“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而且还因“慕真人”不再称“朕”。然而，骗局终究是骗局，根本无法实现。此外，更让始皇无法容忍的是侯生、卢生的“相与谋”、“诽谤”、“妖言”、“亡去”等背叛行为。于是始皇令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院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坑儒”是由“方士”欺骗始皇以及触犯秦律而引起的，似乎与“儒”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所以历代学者在评论功过是非时，往往强调“焚书”的影响，对“坑儒”却持保留态度。如汉代以仗义执言闻名的大儒贾谊、董仲舒等未见论及“坑儒”的内容；班固《汉书·儒林传》强调的是“杀术士”；韩愈、司马光等称之以“坑杀学士”或“屠术士”。其实，细读《史记》原文，就会发现为秦始皇辩护的言论值得商榷。在“坑儒”前，则有始皇的“诸生在成阳者，吾使人廉问”，后有扶苏的“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则重法绳之”。如有学者说：“儒生也可能兼事方术，方士更可能兼事儒术。以侯生、卢生而言，他们为秦始皇求仙药，当然是方士，但他们‘诽谤’秦始皇的那段话，却是十足的儒生口吻。”可见，此时“坑”的应是响应侯生、卢生等借“妖言”惑众的“儒生”。这些成为欺骗秦始皇“方士”的“替死鬼”的诸生，应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消除儒学的影响，从胡亥言行来看，儒学已深深植根于其心灵。如赵高劝其篡位时，他曾忧虑地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史记·李斯列传》)又，当二世下诏“令群臣议尊始皇庙”时，群臣仍遵循儒家倡导的“天子七庙”古制(《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秦始皇置博士、“悉召文学方士”，“欲以兴太平”的时代已过去，儒生博士纷纷离开秦地。如陈涉称王，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甚至孔子嫡孙孔甲亦成为其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而新出文献也证实儒学在秦朝受“绌”的命运，与战国楚简以及西汉初年的汉简相比，除《周易》外，并未有明显的儒家文献出土。“焚书坑儒”的发生，究其原因，除秦的法治传统及秦始皇的专制，某种程度上也与儒生的“迂腐”有关。此时，儒生尽管还保持着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孟子的“浩然正气”，但现实世界中则缺少了“择木之鸟”的空间。“焚书坑儒”事件以血的代价给后世儒者以切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