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重温《论十大关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业关系的开创性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宝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觉的开端。《论十大关系》是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工作的典范；是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物脉络，指导具体工作的典范；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业关系；《论十大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它博大精深，要言不繁，理蕴醇厚，它那浓烈的原初气息与探索意味，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显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重读《论十大关系》，探寻我们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的形成与发表
探索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探索毛泽东这样领袖级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心路历程，不仅引人人胜，而且意义非凡。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光辉思想的形成，都不会是偶然的，都一定有其客观的和必然的适合的条件，使其不仅能够产生甚或不能不产生。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特定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形成的。
《论十大关系》形成的国内背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封锁和我们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向愿意支持我们并且能够支持我们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学习的苏联学习，初学者的照搬照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讲求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时间过半且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在新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开始思考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如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
《论十大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洞察到在大好形势下所显现的因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带来的一些问题，在此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尖锐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给帝国主义的攻击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矛盾公开化的同时也暴露了过去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片面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的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以苏联为鉴，避免走苏联曾经走过的弯路，是我们党探索适合自己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选择。
从1955年底起，为准备党的八大报告，刘少奇同志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主席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取汇报时间为43天。在这43天里，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在听汇报，而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来听。这次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主席继早年的兴国调查之后，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活动。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40多个日日夜夜的调研，何止40多个日日夜夜的思索，一个前瞻性极其宏远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在毛泽东主席的脑海中形成。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为讨论农业合作社等问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1965年12月15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印发这个讲话，以教育全党。他在信中指出：“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主席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见写入中央批语中。”同时，毛泽东还批示道：“送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1975年7月9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约胡乔木、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阅读并讨论了经毛主席批准由胡乔木同志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7月13日，邓小平同志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送毛主席。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7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文献印发全党学习讨论。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论十大关系》的研究。该文公开发表后，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但对其研究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以后，该文开始进人研究者的视野。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工农业关系的开创性探索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主席开宗明义，指出：“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引下，毛泽东同志讲了十大关系，前面五个关系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针，后面五个关系讲的是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在毛泽东看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要处理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这十个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只有处理好这十大矛盾，我们才可能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十大关系，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方针的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觉的开端。
十大关系的第一个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关系。本文仅就这个关系问题，谈谈我们的学习体会。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工农业两部门发展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农业发展对重工业资本积累的形成，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同时，每一部类又分为两个部分：按其价值来说，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即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部分为不变资本（C）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为补偿预付可变资本的部分（V）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M）。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以重工业为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以农业、轻工业为主）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工业生产需要优先增长，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必须遵循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法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指出：“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消耗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并且，把农业看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业关系进行理论概括。其实，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胡岳岷教授曾经指出：“倘若我们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贡献局限于此，那就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无知，而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贡献的肆意抹杀。”毛泽东的“农、轻、重”思想，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不仅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农、轻、重”协调发展，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其实，如何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根本解决好的经济学难题。如美国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Malcolm Gillis）曾经指出：“农业部门是怎样出现收益递减的，以及劳动力剩余或不充分就业是怎样影响发展的。换言之，对工业部门来说，如果工业以一个既定的速率增长，那么农业部门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才不至于拖住工业的后腿，妨碍经济增长？”马尔科姆·吉利斯先生非常困惑：“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的增长和农业比重的下降是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但各国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不仅他困惑，而且“全世界的计划制定者都在为这样的问题而苦恼：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对于工业来说，强调农业的发展应当强调到什么程度？”可见，在工农业关系中，农业生产应该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关于农轻重问题的理论，深刻揭示了农轻重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其思考不断深入。
1 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
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为什么要这样？这是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做出的科学判断。我们知道，建国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对峙，国防力量亟待加强，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维护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只能也必须以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对此，李富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他指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么，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重工业呢？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点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点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农业和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毛泽东洞察到，要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必须逆向思维，跳出片面重视重工业的单向思维，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用多发展一点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才能够使重工业发展的更快一些，基础更加稳固一些。否则，抛开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牺牲人民生活的需要来发展重工业，就可能欲速不达，适得其反。
2 农业和轻工业是重工业发展的基本前提。必须放在基础地位
毛泽东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那么，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呢？毛泽东认为，农业是发展重工业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最起码的条件。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上优先发展、重点发展、多一点发展，就必须加大农业的投资力度、投资比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发展工业必须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以农业为基础，处理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增添的新内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农、轻、重重要思想的正确性。
3 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协调发展。必须以“农、轻、重”为序
在这里，虽然毛泽东没有直接使用三次产业的概念，但是，他直接探索的就是三次产业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协调就是配合得当。工农业关系协调，就是指工农业的发展，相互之间要配合得当，不要因为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不当而影响整体的良性发展。工农业两部门发展的所谓“得当”，既包括彼此之间的规模，也包括彼此之间的发展速度，还包括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其主要依据是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影响度。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是第一位的，工业是第二位的，要发展工业就必须首先发展农业。“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为什么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这是因为，一方面，工农业关系的不协调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就是经济的较大波动或频繁波动。遭遇经济波动就要暂时停下来进行一定的调整，这就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作为国民经济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工农业发展的规模直接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反映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由于工农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部门发展滞后，都会给另一个部门的继续发展形成羁绊，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农业的发展滞后，更会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更因为由于产业的异质性，农业的增长速度往往大大慢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这样，在一定意义上，优先发展农业就是优先发展工业。“农、轻、重”之间得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地有序前进就是一种协调。这就是毛泽东讲的“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的道理和奥秘之所在。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三、《论十大关系》的时代价值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的伟大事业。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论十大关系》开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先河，其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论十大关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具体工作的典范。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那么，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崭新时代课题的探索，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过程。“第二次结合”的标志性成果就是《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是最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具体工作的，《论十大关系》是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客观事物、指导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范本。毫无疑问，《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重要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其中充满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更具有普遍的、久远的方法论意义，更值得后来人认真研究和学习。
第二，《论十大关系》是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物脉络，指导具体工作的典范。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首倡者和积极践行者，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主席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历时43天，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次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主席继早年的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之后，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活动。《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史无前例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第三，《论十大关系》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论十大关系》作为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篇之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独立自主的探索体现在，这个探索是紧紧围绕着以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工业化道路的严重教训为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符合自己的建设发展道路这个主题而展开的。独立自主的探索，体现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非常憎恶教条主义，他认为，教条主义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认为，苏联教训的要害就是教条主义。他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独立自主的探索，体现在探索的坚持不懈性上。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郑重告诫全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党的领袖群体曾为扭转探索中的失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进行过多次艰苦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把《论十大关系》及其所阐述的观点作为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如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的纠‘左’和1960年冬开始的三年调整，都贯彻和运用了《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思想。”由于毛主席一直不太满意而不同意公开发表，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这一点，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正如张西洛在《毛泽东——掌握时机的大师》中评价的那样：“毛泽东，时代的巨人。”“他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