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苏联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一人，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这是在斯大林葬礼刚刚完毕的第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会议上，由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提出来的。接着，在1953年解决贝利亚问题的七月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开始着手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代表整个苏共中央的集体政治行为，并不是马林科夫的个人行为。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了这一行动，只是随着揭批贝利亚的深入，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范围的扩大和向纵深发展，发现了斯大林直接领导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具体事实，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包括马林科夫）的支持下，采取了向苏共二十大“揭开内幕”的方针。
关键词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一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揭开内幕
作者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21）
长期以来，我国舆论界一直把赫鲁晓夫看作在苏联、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起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一人。不管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人也好，肯定赫鲁晓夫的人也好，都是这样认为的。反对者声言，赫鲁晓夫借反对个人崇拜大反斯大林，就是“反对领袖”，并以此“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揭开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序幕；肯定者则宣称，赫鲁晓夫以其勇敢的反潮流精神，第一个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个人崇拜的先声。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但在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看法上，却是相当一致的。
一
然而，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在苏联第一个起来反对个人崇拜的，是马林科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早在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０日，在斯大林葬礼刚一完毕召开的第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马林科夫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我们认为，对个人崇拜的政策必须加以制止。”［1 ］为此，这次会议立即做了如下部署：委托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负责对报刊实施监督；同时，责成赫鲁晓夫对有关纪念斯大林的文章负责审查，［2 ］制止像过去那样对斯大林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当时因为斯大林刚刚去世，纠正个人崇拜的做法还只是限制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上，而且也还是最高领导核心内部的一个绝密部署。
但是在十天之后，这一最高机密已经泄漏到了苏联作家协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３月１９日，《文学报》发表了由该报主编康•西蒙诺夫执笔的一篇社论，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社论向作家发出号召，要他们“以最大的气魄、最丰满的造型，给当代人和未来世代子孙塑造出千秋万代各族人民最伟大的天才——斯大林的不朽形象”［3 ］。赫鲁晓夫在当晚抑或是在翌晨看到了这篇社论，看后大为光火，立刻亲自打电话给《文学报》编辑部；鉴于西蒙诺夫当时不在，又转接给了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并向他郑重宣布：为这篇社论，必须撤掉西蒙诺夫的主编职务。这样，在斯大林刚刚逝世两个礼拜之后，便把当时禁止歌颂斯大林这一最为敏感的方针，即涉及最高层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传播、扩散到了文艺界。自斯大林刚一去世，就由苏联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更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经过相当酝酿的、征得多数同意的、代表苏共中央的集体行为。而且这样迅速地、在斯大林刚一下葬就提出这一问题，足见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也不能让其继续下去了。
事情又过了四个月，在1953年解决贝利亚问题的七月中央全会上，有关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进而突破宣传工作的范围，把它“同集体领导问题直接联系了起来”［4 ］。马林科夫在向全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实际领导中达到了病态的地步，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在我们最高领导层中完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丑恶的个人崇拜导致武断的个人决定，近年来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5 ］全会揭露了个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错误，例如，缺乏论证就决定建设土库曼运河；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没有任何经济论据就提出“产品交换思想”，并以此阻碍了解决多年来力图发展商品交换这一最重要的任务，等等。［6 ］自此，在苏共高层领导中就开始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这还是斯大林去世初期的敏感时期，为让社会大众有一个思想准备和酝酿的过程，在这个时期，还只是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贝利亚联系起来，说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被贝利亚利用所加剧起来的。因此，自从《真理报》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０日，在《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一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以后，在公开出版物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仅仅是同贝利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贝利亚”这一名称在这个时期还是指称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代用语。
我们知道，马林科夫是在斯大林去世当天，即1953年3月5日，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部长会议主席，就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到1954年完全揭露“列宁格勒案件”，苏共中央决定为其平反之前，马林科夫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期间，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任何揭露和批判，都是在马林科夫的主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见，首先提出并部署反对个人崇拜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而且推动反对个人崇拜，清算斯大林“一系列错误”和“丑恶”、“病态”行为的，并不是马林科夫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整个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和中央全会集体。这从当时马林科夫讲话的场合和内容即可清楚地看出。仅仅在斯大林去世五天后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和四个月之后的1953年七月全会上，就这样郑重地提出禁止并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而且从各种迹象看，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质疑和反对。这表明，在当时就是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内的这些保守顽固派，也是举手赞成的。他们日后之所以转到反对赫鲁晓夫一边，是因为赫鲁晓夫进一步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举措，触及到了顽固保守派的痛处，即在个人崇拜时期与斯大林共同决策，在“大清洗”中联手所制造的草菅人命的大量血案。赫鲁晓夫之所以不怕进一步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是因为赫鲁晓夫在30—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地方工作，很少涉入中央核心决策，他对个人崇拜制造的大多数血案和直接后果，较少负有个人责任。
赫鲁晓夫原来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并不算很高。在斯大林刚逝世之后，他也只是一个从地方提拔上来不算太久的、在中央处于第六七位的政治人物，但因在促进解决贝利亚的问题上起了某种关键作用，因而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被推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随着揭露“列宁格勒案件”的深入，随着马林科夫涉入这起案件的明朗化，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一步步上升。而当马林科夫对制造“列宁格勒案件”所负重大责任的事实被揭露，当他无法实际继续履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之际，赫鲁晓夫在1955年1月才实际取代马林科夫的地位，而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在此之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马林科夫是主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的，这期间一切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举措，都是马林科夫及其所代表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所实施的。也就是说，实际上，首先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包括清算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和“病态”、“丑恶”行为的，是斯大林刚刚去世之后的苏共中央，也就是从斯大林时期保留下来的、除斯大林一人之外的整个苏共中央集体。由此可见，斯大林个人崇拜是为苏共中央集体所不容的，反对个人崇拜、清算斯大林的错误，是整个苏共党的行为。只是随着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深入，触及了牵进斯大林错误的一系列领导人的痛处和要害，对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包括对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内幕”之举，才产生了分歧、争论和斗争。可以说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赫鲁晓夫起初是继续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署，进一步深入采取行动的。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一点上，他总体上是按照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共中央的政策行动的。如上所述，他早在1953年5月10日就按照苏共中央给他的分工，负责审查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十天后他发现苏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报》发表了无原则歌颂斯大林的社论，便立即指示加以制止。如果说赫鲁晓夫当政后在对待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与马林科夫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随着揭批贝利亚的深入，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范围的扩大，发现了斯大林直接领导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具体事实，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包括马林科夫）的支持下，采取了向党代表大会“揭开内幕”的方针。但近来我国却有人在报刊上一再发表文章说，赫鲁晓夫直到1954年还指令发表歌颂斯大林的社论。这不知是从何处得到的资料？按照当时苏共中央对反对个人崇拜的具体部署，是不可能直到此时还要求歌颂斯大林的，这同当时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是直接相违背的。
凡是了解苏联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清楚，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夺取权力的最危险人物，是掌握国家安全机构的贝利亚。正是面临这一共同危险，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等人才联起手来，先下手为强，采取行动，立即抓捕、揭露了贝利亚。贝利亚一经揭露，包括“列宁格勒案件”在内的、战前战后经他插手的各种镇压事件，很快露出了水面。所谓阴谋杀害苏联领导人的“克林姆林宫医生案件”和“列宁格勒案件”最先得到昭雪平反。这两个案件的平反一下子引起了连锁反应：战后和战前镇压，特别是“大清洗”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其涉案人员及其家属都一涌而起，要求平反。于是，千百万封要求平反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苏共中央。这样，平反冤假错案霎时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这时，刚刚接手马林科夫权力的赫鲁晓夫该怎么办？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党中央成立了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机构，经调查核实，开始从劳改营释放大量蒙冤的政治犯。为准备二十大的召开，又成立了由波斯别洛夫负责的一个调查镇压事件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人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久前刚刚揭露、处决了贝利亚；马林科夫亦因涉案镇压而下台；无数冤假错案进一步被揭露出来；社会上成千上万蒙冤人员和受害家属从劳改营和集中营返回家园；社会大众一片要求昭雪平反的呼声——在这种“解冻”的社会氛围下，社会民众和广大干部的情绪会是怎么样的？而这时，刚好又面临着要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如果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思想要求的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该怎么办？是对苏联最近20年所发生的一切冤假错案概不理睬，保持沉默呢，还是应该对此加以回应，给以必要的解释和交代？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多数，包括米高扬、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察布罗夫等人的支持下，在二十大上选择了后者，这在政治方向上是基本正确的，还是基本错误的？按照历史的逻辑，按照无产阶级的道德准则，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二
在我国舆论界，向来有一种传统的 “阴谋论”说法，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的是“阴谋”，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做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近些年，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又有升级版本，说什么，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开端，从此苏共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开始了衰败的过程。真正了解这段苏联历史的人，不可能同意上述这种有关赫鲁晓夫“阴谋论”的说辞，因为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当时苏联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产物，任何阻挡这一进程的政治人物，必然会被苏联人民所唾弃，必然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当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反对“揭开内幕”的只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三人。而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相当时期，是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是那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首脑；伏罗希洛夫则是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国防部长）。他们三人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与斯大林、叶若夫和贝利亚（在叶若夫之后）一起，可以说是党内最高决策五人团，大部分冤假错案和镇压行为，他们三个都是参与决策的。他们反对“揭开内幕”，实际上就是反对揭出他们自己的老底和丑事，保他们自己在政治上过关。
我国传统的“阴谋论”说法，其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是由中苏两党两国在当时所处的不同政治发展阶段造成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才刚建国不久，还处在往中国“照搬”、“移植”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历史过程中，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体制模式的弊端，也没有充分体验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及后果。而这时，苏联已建国30—40年，经历斯大林体制模式也已20多年，已经切身体验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认识到了其体制模式的弊端，到了改革被紧迫提上日程的阶段。这样，中苏两党两国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体制模式的体验和认识，就处在截然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上。这种客观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各自主观体验和认识的不同。苏联党和国家面临着改革和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迫切任务，而中共在自己建国不久的政治发展阶段上，即学习苏联、“照搬”斯大林模式的时期，是难有苏联党和人民的切身感受和体验的，因此，对苏联国内现实状况也缺乏应有的了解。这样，对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赫鲁晓夫的改革和反对个人崇拜方针上，便做出了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论证。近些年这种意识形态论证的升级版本，既是对50—60年代传统说法的惯性发展，也是对大半个世纪前意识形态论证的一种全盘继承。对这种建立在半个多世纪前体验和认识基础上的观点，一切真正了解苏联史而又敢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和人士，恐怕都是难以苟同的。
然而，退一万步说，即使上述意识形态论证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也不是赫鲁晓夫首开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先河。首先揭露、批判和清算斯大林的，是马林科夫及其代表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集体。赫鲁晓夫是在马林科夫被迫辞职后上台的，他无非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继续了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进一步采取了“揭开内幕”的步骤。现有档案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完全不是他的个人行动，而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酝酿已久的集体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早在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依据俄罗斯学者对档案研究的结果，做了专题报道。我国新华社《参考消息》也即时在同年2月22日第三版上进行了摘要报道。对于这个问题的专题研究，最近我国学者杨存堂和徐元宫又有学术论文详尽予以揭载。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其“丑恶”、“病态”行为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动，更不是赫鲁晓夫第一个采取的政治行动。但我国舆论界一些人却不顾这些历史事实，一味照搬传统的错误说法，一股脑儿把“大反斯大林”，算在赫鲁晓夫的账上。并且制造出“否定领袖”就是“否定历史”的奇怪逻辑，难道历史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领袖个人创造的吗？有什么人说过对领袖只能一味歌颂，而不能对其错误加以批评吗？领袖是各种各样的；况且领袖是人，而不是神。世界上完人是不存在的，同样，世界上十全十美而无纤毫错误的领袖也是不存在的。对领袖的功绩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对其错误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否定和批评。这种肯定和批评，既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汲取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只歌功颂德，一味夸大经验，而不批评错误，拒绝历史教训。同时，领袖也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应该受到监督，领袖也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督。领袖不是神，对领袖不能搞个人崇拜，如果批评其个人崇拜，就叫“否定领袖”，那是在明目张胆地维护个人崇拜。领袖有过错，有个人崇拜，就应该受到批评，说什么，批评领袖就是否定领袖，否定领袖就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一种维护个人崇拜的逻辑，是拒绝汲取历史教训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马林科夫及其代表的苏共中央，首先举起批判个人崇拜的旗帜，起来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这是一个历史的功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有开创性的，将此功绩完全算在赫鲁晓夫头上，在历史事实认定上是不太准确，甚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误判。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是该还其历史本来面貌，弄清其确切历史事实的时候了。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还没有充分体验到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还不能完全理解苏联“大清洗”等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在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对于这场浩劫和灾难的体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苏联历史、理解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钥匙。这时候，我们已不难理解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面临的历史进程了；对于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路线和政策措施，我们已具备了领悟、理解它们的感性基础，不应该再继续照搬过去的传统观念。我们应该反思过去的历史认识，给苏共领导包括马林科夫首先反对个人崇拜、清算斯大林错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解开内幕”、“揭开盖子”的行动，以应有的道义理解和充分的历史评价。当然，由于马林科夫和以他为首的苏共，以及此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对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工作都操之过急了一些，紧接在斯大林葬礼之后就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加之，这一工作与处理贝利亚之后立即开始的昭雪冤假错案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人们对死于战前“大清洗”和战后镇压的无辜者的巨大同情，也激起了人们对血案制造者和镇压决策者的无比愤恨。再加上很快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又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加以应有的说明和交待；而苏共面临的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反对个人崇拜的第一次，没有前车之鉴可以汲取，没有顾忌兄弟党的意见。这样，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就多了些感情成分，而相应地少了些理性的分析，这便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寸把握的失当、臧否措辞的失衡；加上消息迅速大量泄露，对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冲击，以致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足以影响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这一基本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是苏联党和人民的人心所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处理毛泽东的问题上就成功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消极的后果。
最后，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分析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针对个人崇拜，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7 ］众所周知，苏联党在列宁去世后，在长达几十年的对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中，将领袖与群众隔离开来，一方面促使斯大林本人长期缺乏监督，在个人独裁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导致国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从而使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终于为苏共亡党亡国埋下了伏笔。关于这一点，列宁也看得十分透彻，他指出：“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认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8 ］当时的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正是违背了列宁的教诲，长期脱离群众，才不仅使群众对斯大林和苏共产生压抑和不满，而且使苏共的领袖产生了异化，这一切的合力，终于导致苏共的垮台。
上述表明，从历史真相而言，率先提出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作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策；从理论上来说，革命领袖一旦被捧成为“神”，那么其就脱离了群众，其就会给历史、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灾难。这一结论，不知至今仍奉斯大林为“神”的衮衮诸公，以为然否？
参考文献：
［1］［2］［3］Н．А．巴尔苏科夫.１９５３年３月.真理报，１９８９.１０.２７.
［4］［5］［6］苏共中央通报，1991（2）.
［7］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50-651.
［8］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03.
编辑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