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28年后就夺取了全国政权，总结起来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已60余年，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加之各种资料的陆续刊布，都为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于学术和现实皆有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冲破马列本本的教条，冲破欧洲革命经验的框框，冲破“左”和右的束缚，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开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的关注度不高。因而，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梳理和总结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辟的历史背景、形成历程、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简单说就是大革命的失败。党在成立之初，对如何革命和怎样革命并没有清晰认识。建国后，毛泽东曾如此谈到：“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党建立之初就把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视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建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罢工上百次，参加人数超过三十万。然而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为标志，工人运动跌入谷底。
这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产业工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而对于国民革命来说则是有用的。”1923年7月3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斯大林“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在鲍罗廷从莫斯科经北京、上海到广州的旅途中，形成了改组国民党的思想，他说：“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共产党起初并不感兴趣，但因工人运动受挫，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中共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实现党际合作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名义下，将主要工作放在了民众运动之上。在工人运动方面，1924年7月，党领导的广州沙面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工人运动逐步得到复兴，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对农民问题也是比较重视的，如有学者统计：1924－1925年，国民党中央和广东省党政当局为制定有关农运的方针、政策、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处理农运案件和具体问题等，先后在40余次中央级会议和20余次省级会议上，通过各种议案80余项，发布相关函电、布告、训令、宣言等40余件。但是，国民党虽然在政策上比较重视农民问题，却是只有政策而没有行动。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城市作为工作重心，但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一些经验。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毛泽东在这些著述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同时，他还批驳了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忽视农民作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1951年，毛泽东在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初步认识到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整体言之，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是异常肤浅的”，对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艰辛的探索。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疑虑和恐惧，他们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日益公开化，1927年4月被陈独秀称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挥起屠杀共产党人的屠刀，中国革命在经历了胜利的大喜之后，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要获取明确的理论知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痛定思痛之后，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征程。
二、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为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党接连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失败的实践证明，攻打城市这条道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在失败后转入农
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拉开了向农村进军的序幕。在众多起义队伍中，实现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折，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最成功。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提出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经过一番周折，毛泽东成功地引兵井冈山，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为了从根本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8年10、11月，毛泽东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总结了井冈山的对敌斗争经验，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毛泽东认识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氛围下，党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教条主义是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革命道路探索过程中，最关键也最难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工作重心，即是以农村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解决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1928年初，根据地刚建立，共产国际就来信反对，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求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开展工作。共产国际轻视农村、重视城市，一方面缘于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看中国革命，不了解中国特殊国情，不懂中国不同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认为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是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会变成农民党。出于上述考虑，他们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进行革命。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对工作重心问题，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会后，中央多次作决议，发指示、通告，批评所谓的错误的“割据”观念，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所未有的难题，能否正确解决，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至关重要。正如1944年周恩来在总结六大前后党的历史经验时所说：“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农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毛泽东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等正确主张；但由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央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为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2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党内一种普遍存在的主张流动游击、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城市中心思想，阐明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及它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强调必须这样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实际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工作重心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探索出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中央的点名批评。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李立三就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整个路线”的结果，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事实证明，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才会走上坦途。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通过对马列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学习，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战爆发形成的鲜活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进一步阐明并发展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一)、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行这个原则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在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路”。即中国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派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教育农民，宣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使之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立足点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二)、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就造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呈现了极度的不平衡。毛泽东在深入分析这种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基础上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
(三)、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爆发后，结合新的革命形势和斗争实践，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后，就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基本内容，党在总结历年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较完整的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农民的土地制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推动了各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胜利的保证。
(四)、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前景。抗日战争初期，对于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王明等人仍然表示反对。惯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而不顾中国特点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这时已由过去的“左”倾变为右倾，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把抗战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轻视在敌后广大农村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为了廓清这种影响恶劣的错误认识，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周密地研究了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特点，制定了发动人民战争以抵御日本侵略者、一直到战胜它们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并特别强调地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阐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检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和重大现实价值。
第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并最终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第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说：“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是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1982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