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外交；价值取向；独立平等；民主和谐
［摘 要］ 中国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友好相处；革命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和输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努力实现各国之间的独立平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为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 D8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10-0037-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支撑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是什么？迄今为止研究较少，但值得关注。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的。它涉及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如何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发展国家间正常关系的矛盾、以及中国外交价值取向的主要内涵。
一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国家利益、综合国力、对外关系、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但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同本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如何量力而行，依托有限的综合国力，参与国际事务，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更加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也决定着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即该国与其对手、盟国、朋友的相互关系都制约着该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国内政治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延续。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国家利益是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综合国力是其基础，对外关系是其条件，而意识形态则是其灵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会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一国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其制定和实施，都不可避免地受该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在国内和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违背国内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外交战略所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要遵循相关的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还要面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照搬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由于意识形态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民族文化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长期性、不妥协性、排他性。也就是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很难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妥协、让步、达成共识。而且，政府和政界人士为了标榜自己绝对忠于并坚决捍卫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往往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得超常强硬。同时，由于意识形态自身的特点，对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与诠释，都难免因人而异、因政府换届有所变化，从而使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的模糊性和主观认知性。因此，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不能把意识形态因素放在首要位置，更不能将其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国际事务的主要准则，否则，就会因意识形态分歧、敌对而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国家间关系恶化，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紧张。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这个国家内部事务，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他国家无权进行干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处理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的指导方针，不能直接或间接反对乃至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然而历史上不少国家尤其是大国、霸权国往往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把本国的外交当作推行这种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手段，从而破坏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甚至引起国际冲突和战争。
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将其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成败、相关国家间关系好坏、地区乃至世界局势走向。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竞争和斗争。这一竞争和斗争一直贯穿于90余年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由于西方国家把苏联当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威胁，加以敌视、遏制和围攻，妄图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铲除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致使它们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直到法西斯势力猖獗，占领大半个欧洲，英国处于存亡边缘，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大国才迫不得已“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该联盟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直到联合国的建立，是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求同存异发展关系、进行合作，乃至结成联盟的典范，也是国际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建立、发展正常友好关系的。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苏之间以及东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恶化。194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打着集体防御和维护区域安全的旗号，实际上是遏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集团。它的成立加剧了欧洲及全球的紧张局势。1954年，美国同日、澳、新、韩、泰、菲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次年德国正式加入北约。这样，西方国家就建立起一个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包围圈，不仅严重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安全，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也以条约的形式加强了联系，1955年苏联等国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至此，欧洲和世界就进入冷战状态，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两极格局。冷战是由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包括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灭亡、国家利益的冲突、地区和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各国战略的调整等，但最重要的是东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害怕、敌视并妄图扼杀苏联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为借口在世界各地掀起反苏、反共浪潮。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得不进行反击。几十年来，苏美、东西方关系尽管有时相对缓和，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对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立场和大战略并没有改变。冷战局面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冷战才结束。
但是，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冷战思维的核心就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和判断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国家把冷战做法及其攻击的目标转向了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利用民主、人权、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化和西化中国。其冷战思维模式，包括基本立场和大战略都没有实质性变化，只不过具体的手法和形式有所改变。西方国家推行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通过媒体、网络、文化教育交流等多种渠道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包括使用强制乃至战争的手段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迫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价值观外交就是近年来的突出表现。其特点是：把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直接灌输到国际关系中，以价值观“划线”，处理国际事务；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敌视、丑化并妄图毁灭其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和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原则为基础，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及其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为核心，以维护和推行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为特点。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把维护和推行西方的上述意识形态观念作为其外交的宗旨，在对外交往中以价值观“划线”，促进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结成同盟，共同孤立和对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首先是社会主义中国。价值观外交是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美日曾力图拉印澳等国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其很短的执政期间，就大张旗鼓地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上任不久就改变了其前任所奉行的对华友好政策，无端批评和指责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并公开支持西藏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致使中德，中法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西化、分化中国的活动，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一些西方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主基金会充当了分化和西化中国的急先锋，政府不便说的话、不便做的事它们说、它们做。它们到处散布政治谎言，攻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公开鼓吹抵制北京奥运会，甚至支持、参与“藏独”分子阻挠、破坏奥运圣火的传递。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和阻碍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对立和斗争是客观事实。但就国家关系而言，是否也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呢？能否和平相处，正常进行交往？早在苏俄建立之初，列宁就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尽管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看，双方始终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就国家关系而言，除了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同法西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其余大部分时间，苏联同西方国家总体上还是和平共处。冷战说到底并非热战，是严重敌对状态下的和平。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是存在的。事实说明列宁的主张是正确而可行的。国家间关系，即使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还是常态，也是持久的；战争毕竟是非常态的，相对也是短期的。
新中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展了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根据这一原则和平共处、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上述主张，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系统观点。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各国都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48）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第二，任何国家都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只要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不把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障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就能和平共处，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世界就会实现和平与安定，“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2］（P48）我们“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3］（P47）
第三，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在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世界，如果各国在国家关系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很难建立和维护正常的国家关系。因此，“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1］（P48）
事实证明，上述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对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有益贡献。
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既具有一般国家的基本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既要遵循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交流合作，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同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始终面临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一，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与支持各国革命、推进世界革命的关系。毋庸讳言，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它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与相关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一些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何支援和推动世界革命，如何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有权力利用国家的力量，积极地支持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又有责任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本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和一个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主体，还要处理好同各国之间的关系，维护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会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既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又要信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同这些国家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划分支持各国革命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界限。处理不好，就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忧虑、怀疑和抵制，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应当怎样评价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和实践？首先，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包围封锁、演变颠覆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自卫和反击，捍卫了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时坚决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坚决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剥削压迫、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坚决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苏联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谋求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既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全盘否定其历史贡献，但是也不能无视时代的变化，简单地照搬过去的外交政策和做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外交政策，改变某些过时的做法。
其次，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曾经取得巨大成就，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存在不足不妥之处，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苏联曾经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无疑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面对西方的包围，苏联在外交政策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世界革命。应当肯定，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对于各国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予以否定。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抵御国外意识形态的攻击，宣传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是正确的。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援助世界革命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是值得研究的。事实证明，输出革命的办法很难行得通，毕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制约。违背这一国际惯例，就很难界定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干预别国内政的边界。例如，苏联出兵阿富汗，所提出的借口是，支持阿富汗人民的革命斗争，但阿富汗国内有相当多的政治派别却把这种“援助”当作入侵而加以反对。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也都纷纷谴责苏联，认为出兵阿富汗是干预阿富汗的内政。最终由于阿富汗人民的长期斗争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反对，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又如，苏联长期给予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资金支持，反而使这些党被认为是苏联的卫星党、失去选民信任，难有大的发展，当苏联解体、援助断绝时，甚至其生存都成了问题。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和输入的”。［4］（P82）各国革命兴衰成败主要取决于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国际援助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主要是政治和道义上的。革命不能输出，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把自己的革命经验和做法输出到其他国家，更不能直接介入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事实证明，外部力量介入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都会使问题复杂化，不仅不能促进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反而会带来消极影响、起到负面作用，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因此，革命不能输出和输入，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和实践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相互关系应当很好。但实际上却存在不少问题，其重要原因恰恰是没有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问题，即把意识形态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误认为只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质，国家之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反而忽视了“国家利益”这一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在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又强调“一边倒”的方针。“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核心是在国际事务中坚决支持苏联，并同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保持一致。这一外交方针的实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包围、封锁的政策和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致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新中国同质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承认新中国，而且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成为新中国的主要国际盟友。同苏联在外交上保持一致，有利于新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为自己创建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当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也有不足之处。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同盟，使我们疏远了一些较为中立、温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中国建立并不断发展广泛的国际联系、改善国际生存环境。也使我们的外交决策受到一定限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家之间关系时，持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要同苏联保持一致，不能独立自主地决策，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难免忽视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因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质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也会存在差别。正确处理这种利益差别，寻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和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是各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恰恰忽略和掩盖了这一点，反而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正常、理智地处理国家利益问题。这就为今后相互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边境冲突和战争，就与这一因素有直接关系。
此外，意识形态特别是理论观点，带有一定的主观认知性，人们对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这种看法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确立“一边倒”外交方针，无论这一方针本身还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构建的国家间关系都具有不稳定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进而进行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而且也恶化了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关系。由于苏联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凡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观点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遭到苏联的批判、制裁，又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由此，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上述问题上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以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其外交政策，但在对外关系中，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应该以意识形态“划线”，而应该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5］（P28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三
一个国家外交的价值取向应当兼顾两大因素：一是国内的意识形态，二是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一个国家外交的价值取向不是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直接外溢、简单照搬，更不能违背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当以国内的主流价值观为指导，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行为规范，以合理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以及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为目标。一个国家外交的价值取向同国内的主流价值观相互关联又有区别，应当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可惜国际关系史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成功范例并不多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价值取向，值得关注和研究。依笔者管见，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是以独立平等、民主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
第一，坚持独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一律平等，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剥削与压迫，以实现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平等为奋斗目标。就此而言，平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有机结合。
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倡导各国努力改善自身的人权状况。人权和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平等就谈不上人权。人权状况的改善又同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人权观念中确实存在一些普适的内容和标准，但要实现这些内容和标准，各国采取的方式、方法，解决的具体程度则是有差别的。西方大国打着人权的旗号，一方面把自己的人权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对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各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而且由于他们干涉别国内政而恶化了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因此，我们主张在人权问题上，要采取平等协商的办法，开展广泛的对话与交流，力求在人权的普适内容与标准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同时，又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逐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友善的方式，帮助一些国家来改善人权状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利用人权来攻击乃至颠覆一个国家的政府。
第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主张的民主首先是指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研究和处理国际事务。各国应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少数大国独断专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真正变成一个世界各国民主协商、共同研究和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反对少数西方大国绕过联合国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少数西方大国所强调的民主，不是指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是指通过外交的手段乃至军事的手段来迫使其他国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混淆了国内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界限，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违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他们用最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行他们所谓的民主的内容。
我们也主张各国在国内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东西，它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政治生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的贡献在于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民主成果，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民主的具体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给人一种假象：民主就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其他社会都不讲民主。事实上，资本主义民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来说，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它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的地方。但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以及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的制约，民主的具体形式还不十分完善。这方面我们要努力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些好的形式。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的具体形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主张，各国都有权利独立自主地来选择本国的具体的民主形式，反对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各国在民主问题上应该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指责、攻击和否定。
第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建立和谐世界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他强调，“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P46）实现持久和平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前提和核心，没有和平根本谈不上和谐。共同繁荣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目标，没有各国的共同富裕、世界的共同繁荣，世界也不可能和谐。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是与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相适应的，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
同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关系领域一些旧的矛盾，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地区性的、双边的、多边的矛盾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例如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各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一些新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些新老矛盾的存在与发展有时激化，使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我们主张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并不是无视和回避这些矛盾，而是要化解和逐步地解决这些矛盾，防止矛盾激化而导致世界的动荡。因此，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新的核心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将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要真正实现世界的和谐，建立起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仍需要各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努力。
综上所述，中国外交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长期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价值取向：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友好相处；革命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和输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努力实现各国之间的独立平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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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5］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LI Jing-z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value orientation;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democratic and harmonious
［Abstract］ China treasures variety in the world and thus does not impose her own political structure or ideology on other countries. We believe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maintain a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 regardless of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system or ideology. Revolution cannot be exported or imported like a commodity. Socialist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same belief and ideology should also abide by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to realize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promote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orld. These are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It is this value orientation that has offered theoretical support to Chinas policy making in the field of diplomacy.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