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人格特质问卷、情绪稳定性问卷与发散思维测验，对18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探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情绪稳定性在二者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自变量人格特质中意识性维度对中介变量情绪调节方式的预测效应显著，而其他四个维度对情绪稳定性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 人格特质；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G449 [文献标志码]A
创造力一直是心理学的热点问题，创造力最主要的研究来源于认知、发展、差异及社会四个心理学方向的取向[1]，无论何种取向，最初的研究者都更倾向于着重研究创造力的积极影响。研究者对创造力的认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心理学观点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不再拘泥于积极的方面。因此，对创造力的“阴暗面”即创造力的消极影响不断深入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一大趋势。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的概念是由传统的创造力衍生而来，是指个人出于恶意或傷害性的意图而产生的创造力。[2]例如：个别商贩将皮鞋制成牛奶。虽然恶意和伤害性的行为被绝大多数人所排斥，并认为是邪恶和非道德的，但却满足了创造力的两个基本特质，即“新颖性”和“有效性”。[3]
一般来说，个体更容易对他人财产以及某些事物的过程和象征物进行恶意创造，且象征物会涉及某些社会文化领域。[4]其次，从产品角度来说，创造力能产生伤害性或消极性产品；从个体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具有消极的心理特征，如精神疾患的个体具有易感性强但宜人性差和不诚实等特征；从情境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易于出现一些消极行为，如信任感差、生存危机感、社会拒绝等。[5]
已有研究认为个体创造力的非认知影响因素主要有情绪、动机和人格特质3个方面。[6]Lee等人通过对265名被试进行一系列人格测验和发散思维任务（使用砖和铅笔）来研究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分层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性别、责任心及个体攻击性对恶意创造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攻击性高、责任心低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恶意创造力。[7]
情绪因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广义的情绪概念不仅将情绪定义为情绪体验或情绪状态，也包括个体理解及管理情绪的能力，即情绪智力。[8]James等人最早通过理论研究提出情绪因素是决定创造力产生善恶属性的重要因素，并认为处于负性情绪的个体在完成任务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设置负性目标并产生恶意创造力。[9]Harris等人的研究则更关注于情绪概念本身，即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个体情绪智力与问题解决任务范式或是发散思维范式所测量的恶意创造力指数皆呈负相关；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具有显著意义。Harris等人认为这一结果分析说明，情绪智力低的人一方面来说从意识层面上，没有意识到他本身的恶意行为是稳妥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意识到其本身行为是不对的，但并不在意他人的想法，而使恶意创造力行为不断的发生。因此，分析个体的情绪智力的高低，可以对潜在的恶意创造力的行为个体进行排查。[10]此外，总结近十年国内外情绪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发现，除了情绪的愉悦度，创造力还受情绪的唤醒度[11]、调节方式、动机[12]等多个维度的影响。而近期的恶意创造力的研究更多的注重于微观层面，有学者通过情绪的激活度、愉悦度、调节聚焦三方面，分析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13]
国内外学者总结出人格特质、情绪因素与恶意创造力皆有密切相关。人格影响个体行为，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如何理解和处理问题。同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情绪稳定性；情境因素作为外在因素，可能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激发作用，由于大学生情绪稳定性水平较差，性别在情绪稳定性方面无差异。[14]综合所述，研究可以从情绪稳定性角度解释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分析情绪稳定性的中介作用，并假设个体情绪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情绪越低，越易产生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是意识性易冲动、敏感、焦虑，对恶意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外向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个体越合群、待人热情、积极向上，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随和性的人得分越高，则个性温和、越谦虚、易于相信人，对恶意创造力的负向影响越大；得分越高的意识性人格的人，则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强，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情绪稳定性是人格特质解释恶意创造力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希望可以通过对所得数据的统计分析，建构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模型，以表明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及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施测
在黑龙江省某高校随机抽取大学生200名，进行问卷发放，由于有漏答等情况，回收问卷182份，回收率为91%，男生117份，女生65份。施测时被试自愿参加，填答时间不限，纸笔作答时待被试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二）研究工具
1.大五人格测验
研究采用的大五人格测验来源于NEO问卷修订本，经张建新等人进行改编，包括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开放性以及意识性五个维度。其中，情绪性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易做事冲动、敏感及易焦虑；外向性得分越高，个体越合群乐观、待人热情且积极向上；开放性得分越高，个体想象力越高且具有审美情趣；随和性人格特质的得分越高，个体越谦虚、温和且易于相信人；意识性得分越高，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及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此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均在0.75以上。[15]将NEO其简化为Likert五点尺度评量，为1～5评分，有反向计分题。[16]
2.情绪稳定性量表
研究采用的情绪稳定性量表引自牧之、张震主编的《生活心理学全集》，量表由29个问题构成，测量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体近期情绪的起伏变化状态推测其心理健康程度。个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受其情绪稳定性的影响，稳定性越低的人更倾向于患有心理健康问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17]
3.发散性思维任务
研究者通常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对恶意创造力进行测量：（1）以个体在负性情境完成任务时所阐述的新颖想法数，如要求个体想出提供诽谤商业竞争对手的新颖方式，其提供的新颖想法数即其恶意创造力的水平。（2）记分时研究者将用途总个数作为个体创造力的流畅度指标，将砖头和铅笔恶意功能的个数作为个体创造力恶意度指标，例如：用砖头攻击他人即为砖头的恶意功能之一。（3）恶意度除以流畅度其比值则为个体恶意创造力。[18]但这些计分方法一直饱受争议。其原因在于这些方法有的在统计恶意度时往往会忽略答案的新颖性，即一个事物的恶意用途未必是新颖的；有的则在统计答案新颖性时忽略了其恶意度，即新颖的用途未必具有恶意性。因此，本文在统计恶意度时将采用第3种方法，即综合考虑恶意度与新颖性两个指标。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将所得所有数据导入SPSS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个案，并对所得数据中反向计分题等进行相应处理，用于考察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以及恶意创造力3者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线性回归分析加以验证。遵循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人格特質的各个维度与情绪稳定性对因变量恶意创造力的回归效应应有统计学差异；其次，人格特质的各个维度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效应需有统计学差异；最后，中介变量情绪稳定性对因变量恶意创造力回归效应需有统计学差异。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就可以证明人格特质各维度在解释恶意创造力时，情绪稳定性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19]
二、结果
（一）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与恶意创造力的相关性分析
将人格特质各维度、情绪稳定性以及恶意创造力采用皮尔逊双变量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1）人格特质的四个维度（除意识性维度外）与恶意创造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而意识性与恶意创造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24）。（2）另外，中介变量情绪稳定性与恶意创造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即情绪稳定性得分越高，情绪越不稳定，恶意创造力越易发生。
（二）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分析
现以人格特质各个维度和情绪稳定性为自变量，以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1）人格特质中意识性维度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显著（P<0.05），而其他四个维度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不显著；（2）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显著（P<0.05）。
（三）情绪稳定性在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影响的中介效应
为探究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研究在上述线性回归分析基础上，自变量进一步分析人格特质对中介变量情绪稳定性的回归分析（表3和表4）。结果显示，自变量人格特质中意识性维度对中介变量情绪调节方式的预测效应显著，而其他四个维度对情绪稳定性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利用AMOS软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三、讨论
人格特质能从个体深层潜在的角度限制或（和）支配个体行为深层次的心理及行为系统，更具有独特性倾向。[20]本研究通过人格特质模型、发散性思维测验及情绪稳定性自评测量，从心理维度上考察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一）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与恶意创造力的内部关联
研究从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而言，人格特质中除意识性维度外与恶意创造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而意识性与恶意创造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中介变量情绪稳定性与恶意创造力呈现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证实了人格特质中意识性维度、情绪稳定性以及恶意创造力三者间彼此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情绪稳定性在人格特质解释恶意创造力时是否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提供了基础。
（二）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格特质的意识性维度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意识性可以作为个体恶意创造力产生的一种心理资源，是恶意创造力产生的一种“预测效应器”，即意识性得分越低，个体越不受秩序拘束，责任心较差，自制力较差。而其他四种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产生无显著的预测效应；情绪稳定性得分越高，情绪越不稳定，恶意创造力越易发生。
（三）情绪稳定性在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研究从量化角度证实情绪稳定性是意识性人格特质解释恶意创造力时的一个中介变量，在意识性维度解释恶意创造力时具备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说明个体的情绪状态如果不稳定，那么日常的烦恼增多，个体的心情就会处于紧张和矛盾中，个体的自信心将会受到压抑，办事的热情就会没有恒常性，容易瞻前顾后，踌躇不前，即情绪稳定性得分对恶意创造力具有负向影响。
本研究结果从某一角度证实了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局限于表象，还蕴含着复杂、深层的中介环节。这一中介环节显示，同种人格特质的群体在恶意创造力产生时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个体情绪稳定性程度。研究认为，在控制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前提下探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情绪稳定性不同可能表现出的恶意创造力程度的差异。
本研究探讨了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中介影响，虽然所得结果与假设略有偏差，但初步的了解了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的深层次复杂作用，也对情绪稳定性在人格特质的意识性维度起到恶意创造力的中介作用。因此，综合考虑人格特质与情绪稳定性两个因素将是实际预防以及干预个体恶意创造力产生及发展的策略之一。但研究结果未能证明个体情绪性得分越高，则情绪越易冲动、敏感、焦虑，对恶意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外向性得分越高，则个体越合群、待人热情、积极向上，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意识性得分越高，则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强，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
教育與心理的测量评价体系研究中，有多方面的误差来源，如被试选取、测验内部、施测过程中、交互引起等几类。[21]研究通过对研究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将研究结果未能完全验证假设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为被试问题。一方面，由于研究抽样方法未能实现真正的随机抽样且样本数量过小，使得样本自身代表性较低，与总体所具备的特征有较大偏差，其结果可能具有较大的误差；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测量问卷包含三个测验，题目较多且发散性思维测验以填空题形式出现，被试很容易出现抗拒心理、疲劳效应、为了节省时间而胡乱作答或放弃作答、填写不相关答案使得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较大误差的情况。其二为基本概念问题。Cropley等人认为恶意创造力是满足“故意性伤害”或“恶意性目的”两个标准的创造力，但是这一概念界定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社会期望效应及个体心理活动的自身隐蔽性等原因，研究者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测量任务及测量结果明确个体的真正意图，很难客观地划清“故意性伤害”和“非故意性伤害”的界限。所以当恶意创造力行为的人说自己并没有恶意时，研究者也无有效的手段对其“真实意图”进行证实或证伪。实际上，研究结果解释与分析依然是由创造力行为所呈现出的结果而定，而不是按照恶意创造力概念的标准，即“恶意目的”对创造力行为进行判定。[22]这一概念上的局限性无疑使研究者难以提出恶意创造力的操作性定义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测量。其三为测量方法问题，虽然诸多研究提出多种对于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手段及改进方法，但这些测量方法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与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大多默认所用的测量方法能够有效地激发出个体的“恶意”创造力，但实际上被试完全可以通过“非恶意”的目的去完成问题解决任务范式或是发散性思维任务范式，因此，恶意创造力任务的测量效度不免令人怀疑。而恶意创造力概念强调的正是创造力行为背后潜在的“恶意目的”，如果测量方法无法保证能够有效地激活个体的“恶意目的”，那么测量所得到的结果就不能完全符合恶意创造力概念的条件，测量结果也会因此丧失其说服力。其次，即使个体的“恶意目的”在测量任务中被激活，个体也很有可能隐瞒其真实意图，没有如实写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实验中无法测出其恶意创造行为。此外，即便恶意创造力测量任务的计分方法经过反复改正，也依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综上所述，即被试不具代表性及不诚实作答、恶意创造力的基本概念界定模糊及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法效度不能得到保证，导致实际研究结果未能完全检验研究初期所提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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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Abstract：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or malicious research and creative effects，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for malicious creativity，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cious dimension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mood adjustment mode of intermediate variables， while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stability.
Keywords：personality traits； malicious creativity；emotional stability； awareness of personality tra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