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毛泽东曾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先生一生关注最早并投入较多精力的一项文化事业是图书馆。文章对蔡元培先生的图书馆生涯及其思想贡献进行了简略的梳理和归纳,一方面以缅怀这位文化伟人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借以推动当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蔡元培;图书馆;实践活动;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1—0139—02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是蔡元培一生关注最早并投入较多精力的一项文化事业。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杰出文化名人和民国时期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人,蔡元培一直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注和推动着这一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蔡元培先生是从科举路中走出来的近代文化名人。早年,在他考取秀才之后,曾到同乡徐友兰家当陪读,并帮助校勘所刻藏书。徐友兰与其兄徐树兰是当时浙东有名的藏书家,家中收藏图书非常丰富,多达四万余卷,其藏书楼取名“徐氏铸学斋”,蔡元培在此度过了四五年时间,校勘了多部“徐氏铸学斋”所刻的丛书,并广泛涉猎了所藏的各种图书,深受图书之惠。认识到读书治学、科学研究与藏书楼之间的重要作用。“窃惟书籍之用,胜于象犀之珍,图史之功,当与日月并寿。” [1]
1898年,蔡元培先生离开当时他所就职的翰林院而委身教育,应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在绍兴中西学堂任上,他十分重视学堂的图书建设,为“学堂规划建立图书室,并手订借阅《略例》十五条”[2],规定图书室的书,除本校师生借阅外,校外凡助银10元以上者,即可借阅。他一面利用社会力量增加学校藏书,一面托人到杭州、上海,甚至海外购求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使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富、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
1900—1901年,蔡元培先生兼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院长后,革新藏书制度。1902年参与徐氏“古越藏书楼”筹建工作。
1912年1月,蔡元培先生被孙中山任命为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部下,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等,1915年教育部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等图书馆条例,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到校任职不到一年,即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以主持北大的图书馆事务。北大图书馆在蔡元培先生领导、李大钊主持的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一改过去陈旧落后的面貌,开始跻身于国内外先进大学图书馆的行列。
1921年7月,他在美国考察并亲自制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募款洛杉矶集捐队办法”。他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经费问题费尽了脑筋,而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经费支持了北大图书馆的发展。
此外,蔡元培先生还针对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在借阅过程中所出现的师生不按时还书、不交纳违约金等现象,在1921年10月专门颁发了“校长启示”,对教师及学生作出了具体的措施。如对学生:限期交还图书及违约金,“凡借阅之书籍应交还尚不交还者,照章停止学生资格”;“已将书籍交还而所欠违约金未交还者”,“如逾期不缴,应停止其借书一年。”对教师:“如有借书届期,务请早日交还。或欠违约金,亦希照章交纳。如一时不即交纳,应由薪水中扣除。” [3] 这对北大图书馆形成严格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无疑是最大的支持。
蔡元培先生对北大图书馆的关注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持久的。即便是在1923年1月辞去了校长职务之后,他仍关注着北大图書馆的建设和发展。1928年和1931年为争取“庚子赔款”的退款而奔走,为1931—1935年的北大图书馆日常购书经费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北大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继续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笔款项是分不开的。
1917年,正值上海南洋公学建校二十周年。蔡元培先生对这所他早年任教过,“瞬届二十年,而校中尚无图书馆”的大学,内心带有几分的着急。于是他与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等向社会呼吁为南洋公学图书馆的建设出钱出力。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次年10月,南洋公学图书馆正式落成。南洋公学图书馆亦即现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1918年,蔡元培先生与李石曾等提出了创办世界图书馆的设想。得到了北大同人的支持,十五年之后的1933年,在邻近法国的瑞士城市日内瓦,由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及法人赫里欧、德人倍开尔等创立的“中国国际图书馆”正式挂牌成立,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中国部 [4]。
1922年,蔡元培先生于是与张謇、齐燮元、蒋梦麟等发布了“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募图书启”,向社会呼吁或“割爱转赠”图书,或“捐资购备”,并制定了“募捐图书办法”。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蔡元培先生被选为协会董事。
1927年11月,为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他撰写了“募建薛仙舟图书馆通启”,希望同人为这位“生前尝拟纠合同志,组织小图书馆,为同志磋切观摩之资,卒以事繁未果”的中国合作运动创始者,“建筑一个图书馆,以作永久的纪念,以偿先生的素志。” [5] 1930年,这所图书馆建成,并成为了后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
自1927年始,蔡元培先生投入了繁忙的政务、事务之中。他既是国民党中央的监察委员、常委委员,甚至一度担任过监察院长。他还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职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1929年始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代理馆务)并酝酿推动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事宜。但他始终情系各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特别重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的建设。1929年11月,他在明复图书馆奠基仪式的致词中说:“中国欲求工商发达,必须研究科学,尤须参考各种书籍”,明确指出了创办明复图书馆的目的。1931年元旦,明复图书馆正式落成。此外,蔡元培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图书馆建设。1927年夏天在他所写的“《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教育”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要“扩充省立图书馆”,“增设市、县公立图书馆”来加强教育。
1933年,上海实业家叶鸿英捐资百余万兴建图书馆及乡村教育事业,蔡元培先生被聘请为该基金董事会董事之一。1935年3月,蔡元培先生还被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推为临时董事会董事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香港之后的蔡元培先生,已是70多岁的老人 ,且身体欠佳。尽管如此,他除了关注内地的抗战事业外,仍关心着图书馆事业。1938年2月,在回复袁同礼的信中赞成北平图书馆迁滇,与西南联合大学合作。3月,与袁同礼等人商定在昆明和重庆设北平图书馆办事处。7月,致函汤尔和,要求制止新民会掠取北平图书馆藏书,他与图书馆事业的情结一直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尤不解。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先生的图书馆生涯,不仅体现在为各地图书馆的建设奔波操劳,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视。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于清朝末年,开始发展是在民国成立之后,1917—1937年这二十年间是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是从引进西方及日本的图书馆学的理论开始的。1922年,年轻学者杨昭悊综合当时东西方的一些图书馆学方面的思想理论,写成了《图书馆学》一书。书成之后,蔡元培先生欣然为之作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序中指出了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发展图书馆学的重要性。并认为此书 “不但办图书馆的人一定欢迎,就是想享用图书馆的人,也是不可不读的。”
然而,当时被引进中国的西方及日本的一些图书馆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具体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现象。如图书分类的问题尤其突出,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于1928年编写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蔡元培先生对此书非常关注,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他仔细分析了王云五所提出的统一分类法与原先普遍被使用的分类法的不同,充分肯定这“实在是一部很好的著作,我相信这一定会风行海内的。”
蔡元培先生不仅重视图书馆学的研究,也重视图书馆学的教育。蔡元培先生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认识到:与国外相比国内图书馆教育相对落后,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从美国的圣公会传教士、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韦棣华女士与我国的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沈祖荣先生于1920年3月创办的文华大学图书科开始的。1931年5月,蔡元培先生写了《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的文章,对韦棣华的创办文华公书林,特别是创办文华图书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韦棣华的“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此其裨补学界,有潜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当感谢者。” [6]
蔡元培先生的图书馆生涯,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和深刻的理论探索过程所彰显的远见卓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財富:
图书的多少与学术是否发达存在比例关系,图书有助于考证学术源流,理清学术发展脉络,图书馆提供民众图书阅览,有利于启迪民智,推动文化进步,补教授之所不及;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重要机构之一。图书馆除了在社会教育中能启迪民智,进化民风功能外,将图书馆与实验室、师资并列为办好教育的三要素;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是救国的根本,并认为发展图书馆事业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藏书应兼收并蓄;图书馆应该开放共享;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应该有制度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不仅体现在图书馆管理上,而且体现在保证图书馆事业发展上;发展公共图书馆;重视和鼓励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
参考文献: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0.
[2]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
[3]蔡元培全集:第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09.
[4]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67.
[5]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46.
[6]吴稀.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周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7.(责任编辑/ 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