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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世界城市美学表现出三种新趋向，即：①争相建造世界或国家最高地标建筑，追求“眩晕”美学效果；②争相建造功能最佳的生态建筑和垂直农业建筑，重建城市的生态和谐；③争相建造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景观空间，雅化城市视觉秩序。这反映了系统、企业、专家和公众的选择性向和趣味，包括健康的、病态的、富有远见的和短视的。城市永远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冗长的故事，它确实需要某种抵抗和消解乏味的吸引力，但并不需要过多的跌宕起伏与惊心动魄，它是日常的、生活的，而非戏剧的或神话的，它真正需要的只是端 庄、流畅、真实、亲切。
近20年来，世界经济虽然经历了诸多危机，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地震和接踵而至的数次自然灾变，但是，经过短期的修整与恢复之后，情况显然已经逐步向好。就目前情况来看，世界经济已经回暖，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建设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东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当初对全世界的城市建设的连续性的担忧，在今天完全变成了多余。
那么，这20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城市建设态势的变化，世界城市美学或者说建筑美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随着城市建设场地由西向东的位移，随着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热情向往，随着人们对消费社会中符号功能的关注，近20年来世界城市建筑在审美追求上大致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下面分而论之。
争相建造世界或国家最高地标建筑，追求“眩晕”美学效果
二三十年以前，摩天大楼几乎是美国城市甚至美国的代名词。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滥觞于美国，更是因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城市建筑在高度和气势上一直处于全球之最。纽约拥有全球最密集最令人艳羡的摩天大楼，也有保持世界最高记录最久的建筑：纽约帝国大厦（381米）从1931年落成起到1973年纽约世贸中心落成（417米）之前，40多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可是，现在，美国人的摩天吻云冲动（因为是最高的摩天大楼，为了表述方便，后文将称之为“最字楼”）似乎大大减弱，而东方建造“最字楼”的热情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首先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东方国家和地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挑战西方（包括美国）高度，将新的世界记录逐一载入史册，而且，超越建筑高度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超越的高差也越来越大。到2010年4月，当迪拜哈利法塔以828米的高度“高调”竣工之时，此前保持世界最高纪录的台北101大厦已经被整整超越了320米！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真正令人眩晕的高度。
可是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停止。仿佛受到了哈里发塔的启示或鼓舞，建造“最字楼”的冲动在阿拉伯世界是愈演愈烈了。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科威特将投资840亿英镑，于25年后建造一座1001米、可供7000人居住的“丝绸城”（Burj Mubarakal－Kabir Mubarak Tower－Kuwait）。据《哥本哈根邮报》2006年5月2日报道，丹麦的Henning Larsens Tegnestue A／S事务所将受托在巴林设计一座1022米高的摩天大楼（MurjanTower）；已拥有世界上最高建筑的迪拜，在2009年10月5日宣布，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还将建造一座高度为1073米（一说1140米）的纳赫勒港湾大楼（Nakheel Harbour＆Tower）（Woods Bagot设计）；当英国宣布计划于2016年建成1524米高的伦敦通天塔时，沙特“王国控股公司”却在作更富有想象力更宏伟的建筑规划，他们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沙特西部红海城市吉达兴建一座高度超过1600米的摩天大楼。
这真是应了风水轮流转这句老话——不过，建设地标性摩天大楼，原本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方冲动，甚至可说是一种阿拉伯冲动。因此，现在应该把这种冲动视为一种回归。
《圣经》里说到的建巴别塔的士拿（Shinar）地，即苏美尔或巴比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东（伊拉克一带）。如果要寻找摩天大楼的远祖或原型，最早的摩天大楼，就是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和其父那波博来萨修建的那座高96米的“巴别塔”。那可真是当时的世界之最，据说，《圣经》中那座让耶和华震怒的通天塔即来源于此。不仅如此，当年超越巴别塔的新的世界之最，同样出现在东方，即大约建于公元120年（一说公元前1世纪）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东南的纳格姆山麓的100米高的霍姆丹宫。
今天，由石油美元催动的“最字楼”交响曲在阿拉伯上空发出了最高亢最宏伟的声音，它以绝对优势抑制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布建造“最字塔”的冲动，但是可持续地进入世界摩天大楼排行榜的决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来就不曾被动摇。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城市，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建造国内或区域性“最字楼”的脚步。“最字楼”，也许是中国当代经济一剂最好的也是最猛的春药，当然，也是一剂危险的春药。
长期不染指“最字楼”的日本人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2012年完成东京的634米的“天空之树”之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来一次人类建筑史上最疯狂的建筑行动———再在东京建造一座名为“X－Seed4000”的4000米高的超级摩天巨塔，不知所有那些受到最字困扰的国家和地区作何感想？即使日本人只是随便说说，难道我们能够设想，今天还会有可能让某一座“最字楼”长期雄霸于天下吗？如果不能，建造这种“最字楼”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又有什么意义？
应该承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最字塔”的冲动或建造，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城市美学的形成和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通天塔”之类的建造原始摩天大楼冲动，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对神秘莫测的高空的好奇，以及探索与征服自然的努力；帝王时代的“最字塔”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城市美学的同时，也以最直观最排场的形式展览和炫耀了统治者的王权；现代摩天大楼，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现代主义摩天大楼，则更多地是向国际社会传布一种帝国表情，展示国家实力，宣示一种凌驾于他国之上高高在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推广和营销一种新的城市美学和空间消费模式。
在我们这个后登月时代、媒体时代、自然与城市生态亟待修复的时代，这种“最字塔”除了能够带来短期的广告效应之外，还能给城市带来什么？经济崛起的神话，还是以杀灭周边建筑和城市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创造的所谓城市景观？
如果说美国人当年在建造帝国大厦甚至世贸大厦时，是在享用城市美学的大餐的话，今天的东方国家只是在以夸张和饕餮的方式享用变质的残羹冷炙。成功的宇宙的探索，使这种疯狂的冲高症变得毫无意义；网络媒体的崛起，使这种政治或经济修辞变成毫无价值；而生态时代，更使这种最无聊的最字大梦变得可笑亦复愚蠢。
如果真正具有经济实力，真正出于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效率的动机，真正预料并且解决了因高层建筑的建造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建高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那种拼命追求第一的状元式病态冲动。为什么一定要第一？一定要最高？而不能较高？难道我们不知道，今天的最高，也许在明天就成为历史。何况，一个国家和城市何苦要把经济和精力放在这种比核军备竞赛无聊百倍的事情上，而不能做一些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有利于民生根本改善的更务实的工作？
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域，因为特殊的需要，建造某一座特定的最字楼，也许会具有一定的示强（面子）的意义，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用最字楼来示强，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成为一种示弱，一种心理的示弱，文化的示弱。有时候，巨大的男根能指表征的恰恰是萎弱无能。以获取文化霸权和美学效益为目的的空间生产，很可能演化为一种笑柄的生产。
争相建造功能最佳的生态建筑和垂直农业建筑，重建城市的生态和谐
在近20年，真正能够拨动人们心弦的，是建筑师们在生态建筑和生态城市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上个世纪60至80年之间的生态建筑，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性生态建筑，或者叫绿色建筑、自然节能建筑。这类建筑也叫主动性节能建筑，因为在建造之前，建筑师已经充分考虑到建筑场所、气候、自然光照、建筑墙体的冷热调节功能等环保问题，如借助绿化或覆土等手段，将自然的绿色移植到建筑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和人的活动对生态秩序的消极影响；或通过选择适宜的气候区域和适宜的场所，运用易溶解、无污染的自然材料，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降低能耗。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土建筑、掩土建筑就是典型的自然节能建筑。一类是技术生态性建筑，也叫被动节能生态建筑。这类建筑主要通过科技手段，在节能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建筑、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
这两类建筑在当今依然很流行，不过近些年来，这两种形式开始呈现综合趋势，如美国建筑师索尔金的马来西亚槟榔塔林（2004）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建筑既注重外部表皮的植被和绿化，又在内部设置了技术节能装置，真正实现了生态考量、地方文脉与景观美学三者的合一，人与建筑和环境三者的积极互动。
不过，在近20年中，更受人们追捧、并且更具影响力的生态建筑是另外两种：一是信息生物建筑（ARCHIBIOTIC），也说是艺术性与科技融合的生态建筑；一种是所谓垂直农业建筑。
信息生物建筑，可以说是比利时建筑师文森特·卡勒鲍特所独创。文森特·卡勒鲍特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位青年天才，1977年出生于比利时，23岁大学毕业时因毕业设计巴黎布朗利码头艺术与文明元博物馆获René Serrure建筑大奖，从而一举成名。现在。卡勒鲍特已成为世界生态建筑设计领域最耀眼的新星。
卡勒鲍特设计的生态建筑或生态城市虽然多数属于概念设计，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那些富于想象力和艺术性，且具有科学前瞻性的设计，对生态设计的引领作用，却非那些已建的生态建筑可比。
卡勒鲍特于2008年所设计的“睡莲，作为气候避难所的浮动的生态城”（Lilypad，A floating Ecopolis for Climate RefugeesOceans 2008）和2010年设计的鲸鱼型的浮动花园（Physalia-A positive energy amphibious garden to clean European waterways）是两个极富艺术性且不乏警世和反讽意味的作品。
这两个设计在技术的运用上颇有相通之处。前者将太阳、风和潮汐等自然能量巧妙地转换为生态城上的机构和居民所能利用的自足性能量，同时，生态城在漂浮过程中又可利用海水和城中的植物产生自然的生态效能，使城市实现无污染和零排放，成为真正的逃避生态灾难的气候避难所。后者则是利用太阳能薄膜电池板和船底的流水产生自足性能源，利用生物过滤实现自主性代谢，减少水污染和有害排放。同样是漂浮性生态仿生建筑，前者运用了睡莲意象，后者则运用了诺亚方舟意象；前者采取明哲保身的逃跑主义思路，自循环、自代谢、无污染、零排放；后者则是心忧天下的思路，在保持生态自主性和自足性的同时，还增加了一种去污清污功能———它不仅是一座在即将来临的生态灾变中可以救赎贪婪的人类的花园式方舟，还是一艘巨型的河水除污机，既拯救人类，同时还将拯救世界。
卡勒鲍特的许多设计都结合了信息技术、仿生学和生态疗法。他的设计既充满了诗意，也饱含着深刻的生态焦虑，同时，也暗含着对当代人类贪婪而残酷的欲望的嘲讽。
除了这类逃难式的生态建筑（包括为上海设计的“氢化酶”Hydrogenase）外，卡勒鲍特更关注的主题，是城市空间的生态性重建问题。他在2005年为瑞士日内瓦设计的“大地叙事”和两年后为香港设计的“香味丛林”（Perfumed Jungle）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
“大地叙事”（Landscript，Geneve，2005）是卡勒鲍特的一个参赛作品。根据主办方要求，参赛者须对日内瓦的一个老工业区进行改编和重构，通过对被人类的生产和建造行为所破坏的空间的二度创作，重新叙写自然的诗篇。卡勒鲍特和前辈生态建筑师们一样，依然是从二方面来进行设计的整体考量，但构思却极为新奇：一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降低能耗，实现永续利用，如通过生物气、光电管和风能使改造后的居住区具备产生自足性能量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生物燃烧和细菌膜过滤的方式使废物得到循环利用，通过净水站和环礁湖的帮助使废水循环利用等；二是完成城市的自然化重建。
“大地叙事”是通过起伏曲折的绿色建筑整体覆盖大地的方式，重建城市地形学和景观学；“香味丛林”不同，它是采用点式的垂直树塔建筑群，在维多利亚海湾中构建起一种绿色的丛林意象，既为这一人口密度居于世界前列的城市输入一种生态疗法，也为单调乏味的城市空间增添了满眼春色。这一座座大气循环树塔，深深地扎根于海底，随着时间而自然繁殖、生长。
在树塔周围，那些开放的空间，诸如游泳池、散步道、沼泽、海滨大道、码头泻湖、水剧场、瀑布和台地等，构成了一种新的交互为用的生态学矩阵；在这种新的生态学矩阵中，人、动物、植物与海洋生物，获得了一种对话和互渗的奇妙而友好的界面。
垂直农业建筑，是200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和健康学教授迪克逊·德斯帕米尔倡导下，在欧美出现的一种新的生态建筑形式。垂直农业的倡导者认为，当前世界人口爆炸，气候恶化、能源枯竭、生态失衡、疾病流行、灾变频繁，尤其是在城市大肆扩张与土地资源紧缺而人口又大大膨胀的情况下，粮食的供应将会成为严重问题。垂直农业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市人口的食物供应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大气污染、水土污染的问题；由于垂直农业具有供给自足性特征，它还有效地解决了交通堵塞、尾气排放等问题，也顺带解决了建筑与城市之间的生态平衡和景观问题，效益是多重的。
到目前为止，垂直农业建筑在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法国、迪拜、瑞典、新加坡和中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有至少数十种方案。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高登－格拉夫设计的“空中农场”，在50层的建筑表皮覆盖了一层植被，实现了一种景观和生态的自洽，同时，通过农场废物和城市垃圾产生能源，通过建筑内种植的植物作物提供新鲜食物，使“空中农场”居民在能源消耗和食物供给上实现全面的自足。
垂直农业建筑的倡导者迪克森·德波米尔和伊利诺斯州理工大学的埃里克·艾林森合作设计的“金字塔农场”，采用了社区规划和管理的思路，在巨大的玻璃金字塔内安置了一个社区，同时规划了可供整个社区消耗的农作物种植区。农场内部通过先进的加热和加压系统，将污水转换成水和碳，为社区提供能源，加工废物，处理废水。在整体保证城市生态和谐的前提下，使玻璃金字塔内居民实现食物自给、能源自给和废物废水的自回收自处理。
卡勒鲍特2009年为纽约罗斯福岛设计的“蜻蜓”，可能是所有垂直农场设计中最出彩的一个，据说这个项目现在正在施工建设。
与同类设计相比，卡勒鲍特的设计更加具有创新性。其创新性表现在：第一是外观造型的创新，外观采用他惯用的仿生学手法，将建筑设计图13蜻蜓（蝴蝶翅膀）600米，132层，纽约罗斯福岛，2009为两片叠合着的蝴蝶的翅膀，使这座高达600米的建筑变成了岛上的一座极富艺术性的巨型雕塑；第二是生态技术的创新。在两个翅膀即两座中心塔楼内分布着大量的温室，处理建筑内空气的循环：冬季可由太阳能加热，夏季则通过自然通风和植物蒸发的水分调节楼内的温度；第三是种植的创新，卡勒鲍特在墙壁和天花板上都设定了栽培植物和农作物的营养床面，可栽种28种不同类型的农作物，同时还可以饲养牛畜和家禽。除此之外，大楼还能同时满足居住、办公、娱乐和休闲等多种功能。
无论是单纯的生态建筑设计，还是垂直农业建筑设计，都是在为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寻找新的道路。这是新时代的新人类寻找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可贵的努力。这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自觉，它不止是一种城市美学或建筑美学，更是一种新的城市伦理学。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利用生态学或垂直农业概念牟取个人或企业私利的不道德行为，政府也应该采取措施杜绝这种不道德行为。因为，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发展不断昭示我们，每当出现一种新事物的时候，总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会浑水摸鱼，干出捧着生态反生态的勾当来。尤其在亚洲一些国家……
争相建造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景观空间，雅化城市视觉秩序
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去自然化建构。这不仅意味着，城市在任何场所的生成和盘踞，其本身就是对该场所的去自然化，同时也意味着，城市建筑材料的获得，总是以来源地的自然性的丧失为代价，如古苏美尔的乌鲁克都城就是与黎巴嫩森林的被毁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早在创作《吉尔加美什史诗》的年代，苏美尔人就开始反思都城建设给自然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人类真正开始对城市的运作和发展所产生的严重的非自然性和反生态性作出严肃的反省，并且有计划的、大规模地予以补救，是在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化加速了城市的垃圾化，为了抵制和扭转这种非自然的、反人性的建成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霍华德发起了“田园城市”运动，20世纪初伯恩海姆、F·L·Olmsterd和詹姆斯·麦克米兰发起了“城市美化”运动。前者试图以农林业包围城市的方式，建立城乡一体的田园之城；后者试图通过公园设计和绿地规划，修复城市视觉秩序和景观之美。这两场运动在近代城市发展的历程中意义非凡。因为它们提出了如何在城市空间品质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恢复和重建城市的自然性和景观性的问题。但他们的这种过度的理想化和艺术化的理论也常常为后世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所诟病。
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和整体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些更具有科学性的城市理论，诸如城市与建筑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绿色设计等，逐渐成为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的主流概念。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生态建筑虽然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从总体上说，其成果似乎更多地体现在理论探索而非生态建筑或生态城市设计实践之上。
在世界范围内，生态建筑获得较大的进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是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到当下的这近20年时间中。不过，细心的观者会发现，当此生态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的理论甚嚣尘上之时，霍华德和F．L．Olmsterd的城市修辞学已经在新的语境中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也就是说，在当代城市由生产的空间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之后，在生态学成为城市设计的国际流通货之后，城市空间的景观化，或城市景观学，已经成为当代城市设计的新宠。
一些视城市为自然的荒漠的人，往往有一种成见，以为只要某个空间被种上了绿色，这一空间就由荒漠升格为生态的了。很多城市之所以忽然热衷于城市主题公园设计，小区和城市广场的绿色景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这种设计所包含的双重效益：既有简单可行的生态效益，又获得极佳的景观效果。尤其是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部门所强调的人均绿地占有率和绿色GDP的指标，使得城市美化设计这个一度被忘却的旧命题，在新的城市设计理念下，猛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如果把当代流行的小区空间景观设计算作城市景观化的小点缀的话，那么，具有景观价值的大型综合商务区，旅游度假村，城中城，就是当代城市景观设计的大手笔了。
棕榈岛包含了四座人工岛，即朱美拉棕榈岛（The Palm Jumeirah）、阿里山（JebelAli）棕榈岛、代拉（Deira）棕榈岛三个岛和世界岛。
与世界任何一个新城设计不同，棕榈岛创造了令全世界惊奇的多维立体景观：首先是用填海造岛的方式，造出了一幅巨型的大地艺术作品———三棵形态各异的棕榈树和一幅世界地图的组合。这既是大地艺术的奇迹，也是填海工程的奇迹；其次，通过岛上精心布局的建筑和建筑物，创造出当代建筑的奇景画；第三，通过规模巨大的海岛主题公园，在阳光和梦幻般的海景之间塑造出如画的自然景观；第四，在海底建造了游客可以直接和海底生物邂逅的水下酒店，向游客展示了一个奇异的海底世界。由此，一个融世界港口中心、国际旅游胜地、人类休闲乐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美丽新世界，通过沙漠中的绿洲、大海中的绘画和大地上的巨雕等多重意象修辞，横空出世，举世惊艳。
三亚的凤凰岛虽然没有棕榈岛的规模大，但是设计理念颇具共同性：也是一个围海填土工程，而且在景观创造和基础设施上也是一概追求最好，甚至超好。岛上的国际会议中心直追迪拜帆船酒店———设计标准为七星级，超级豪华；会议中心的高度与它的质性规格一样，也是海南之最，高达200米；7幢100米高的产权式度假公寓———超星级养生度假中心，如众星捧月一般烘托着这个所谓的“南天一柱”。
在海岛的另一端，国际游艇俱乐部的游艇沿环岛弧线排列出漂亮的扇形射线，犹如某种海中生物的触须。由开放式主题公园统领的海岛绿色植被设计、水景设计、小品设计以及带状线路设计，在还原海岛的自然风貌的同时，也为这座神秘的岛屿增添了浓浓的诗意。
凤凰岛有与棕榈岛同样的海滩、阳光、高尔夫与温泉，也有棕榈岛所缺乏的热带雨林山景，更有棕榈岛所缺乏的景观时间———这是凤凰岛独门绝技之一：在未来，它将是各种职业模特大赛、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竞技场。在这个被符号化的景观空间中，房产商和旅游推销者设定了各种美好的承诺、微妙的暗示，以图催动消费者和观光客隐秘的欲望与消费冲动。
迪拜世界曾经有过在青岛的“小麦岛”复制“棕榈岛”的宏伟计划，据说现已泡汤，但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奢华的迪拜海底城已经建成，迪拜乐园现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莫西·萨夫迪在新加坡设计的滨海湾金沙大酒店，刚刚于去年落成；莫斯科却正在忙着在它的城中半岛上建造一座环保而美丽的城中城———水晶岛……和最字楼冲动一样，新的多功能的综合景观空间的生产正在并且还将成为世界城市建设流行的主题。所以莱姆·库尔哈斯断言：“在世界范围内，景观正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媒介，它更受大众欢迎，功能更多，比建筑更易实施，它可以传递体验的能指，但却更微妙”。
但是，当今城市的空间的景观化，并不像库尔哈斯所理解的单单是指自然化的景观，实际上也包含了技术性景观或建成性景观，如造型奇特或优美的建筑或建筑物本身（包括景观小品）。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当代城市景观空间视为城市的某种生态维度或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或生态理念的伴生物，它也是当代消费社会整体的泛审美化的必然结果。
任何城市都有必要创造适合人生活、工作和休闲娱乐的生境，使城市空间不仅发挥其使用功能，也能充分发挥其象征功能和审美功能。在当今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尤其如此。
但是，在城市景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两极化却也更加显著更加严重地暴露出来。在城市景观空间的规划、分配和生产过程中，系统永远处在丢卒保车、弃旧作新的思维惯性之中。尤其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中，系统在空间的权力运作中，或者换句话说，在对城市空间的等级配置方面，显示出绝对的专断———当然是以专家或权威叙事的方式表述的。旧有的空间遭放逐，新的开发空间获爱宠，城市空间被严重撕裂，走向一种混杂的碎片化。从而，空间的等级化，几乎与官场的等级化或社会的层级性形成富有反讽意味的对应关系。
于是，城市的空间与空间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诸如在富人区与贫民窟之间，在雅化空间与拥塞空间之间，在城市SBD与城乡结合部（所谓中心与边缘）之间，等等。两种城市的感官性，将城市的集体记忆劈成两半。城市空间的悲喜剧就是如此这般地上演。
除了空间的这种两极化之外，城市空间景观化本身也存在问题：第一，到底是为谁的景观空间？在很多城市，我们几乎可以判断，其景观空间几乎都属于他者的空间，而非我之空间，或者说，是非使用者的空间，而更多表现为观光客的游览空间，它没有亲和性、实用性向度，没有向真正的使用者敞开；第二是谁的景观空间？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空间同质化的问题。许多城市空间，和他们的建筑一样，更多地是复制别的城市空间，而非创造自身的个性空间，于是形成了城市空间严重的同质化。迪斯尼式的空间托拉斯，以一种并非光明正大的方式，正在世界的某些城市悄然兴起。
当然，在这近二十来来，城市美学的发展还可以有别种形式呈现，但是，我认为，就其主流而言，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这反映了系统、企业、专家和公众的选择性向和趣味，包括健康的、病态的、富有远见的和短视的。
城市永远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冗长的故事，它确实需要某种抵抗和消解乏味的吸引力，但并不需要过多的跌宕起伏与惊心动魄，它是日常的、生活的，而非戏剧的或神话的，它真正需要的其实只是端庄、流畅、真实、亲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转载自同济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