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多外国人的问题是他们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真实心态。
我出生、成长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区，这个地区长期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我的故乡——布里亚特共和国是俄联邦加盟共和国，位于俄东南边陲，与蒙古国接壤。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是乌兰乌德，同时也是俄罗斯藏传佛教的中心。从小生活在俄、蒙双语的环境下，身边的佛学院、喇嘛以及东方医学都不断提醒我西藏就徜徉在眼前的现实和遥远的虚幻之中。
对西藏的幻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我学习古蒙文和藏文的时期，事实上当我第一次接受藏医治疗时就已感受到这种魅力，藏医治疗要严格规定饭前还是饭后。家乡的藏医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藏东昌都千里迢迢来到西伯利亚的。他给别人治病时一定要根据农历来计算日期和地点，所有日子都被藏医划为“吉日”或“凶日”。
藏医除了治病，还要根据星相和占星术为新生儿起名。在我的家乡人看来名字决定了孩子未来一生的命运。和家人十分冗长的名字不同，我的名字“维多利亚”(中文名：维卡)十分简洁、好记。有时候我会用藏文来签名，我也总能在藏文签名中找到旺盛的精力和活力。
不久前我阅读了美国作家道格拉斯一维格尔所写的《整体医疗》一书。所谓“整体医疗”，按照维格尔的解释是：建立在整体医学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有益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来保持健康体魄。这样的医学是通用的，它既可以治愈病人，对于健康人而言也可以预防疾病。这种医学将中、西医学的治疗技术和养生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传统中医中不用流血的针灸技艺和现代西医的静脉注射技术都被整合在一起。
我和美国作者道格拉斯一维格尔的相遇十分偶然，在从西藏返回北京的列车上我和他不期而遇，当时他刚刚结束了对印支半岛和东南亚的旅行，准备返回北京。
窗外的田野上不知从何处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害羞地躲在身边的一群绵羊之中望着疾驶而过的列车。一个头戴红色皮帽，身穿黑色雨衣的农妇正在俯身耕耘着一块不大的干旱农田，她的身影同一条冰封的小河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眼前一座座雪山在我的视线中升起。
在我对面坐着的汉族青年百无聊赖地一边打哈欠，一边查收着手机短信。旁边几个人正在叫喊着打扑克，同时有人还在小册子上记录着什么，并且毫不掩藏地注视着我。旁边已经相识的老张将一杯米酒递了给我。
在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铁路线上自然资源一一木材在一车皮一车皮地运输。这条世界上最快的铁路，两天行驶了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为了修建这条铁路，中国花费了45亿美元，大量的人员通过这条铁路被输送到西藏。
我曾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西藏人，尤其是那些街头小贩，他们活跃在北京、上海或深圳的街头或地下通道。藏民游商总是在大街上或者地铁站出售一些非常简单的商品，那些银质饰品、家庭用具等有藏民族特色的商品被摆在一块黄色的衬布上，他们笑脸相迎向路人兜售这些商品。那些漂亮的藏族姑娘、老人或孩子来到城市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看看这个世界。对于藏民而言，外边的世界已经隐藏了许久。这些藏民商贩，他们总是五六个聚居住在城市郊区15平方米左右的公寓内，每天他们都要花很长时间乘车前往市区，去兜售自己的商品。
除了小贩，我还遇到过一群简单的藏民，他们中很多人是民间手工艺人、歌手、歌者、藏医医师和喇嘛……在和他们聊天时他们总会提到：汉民为西藏投资了数十亿资金。这种民族间的团结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而藏民执着的宗教信仰也始终贯穿在他们历史之中，宗教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个场景里。
当我看到印度人、尼泊尔人、中国汉族人或藏族人的眼睛时，能够洞穿他们简单的人性：家庭和工作、贪婪和诚实、爱和恨、希望和恐惧，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是很多外国人容易将人性与宗教绝对分裂开。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就不能了解中国人的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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