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

时间:2023-01-07 12:45:04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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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对于推动我国实现2030年碳减排行动目标以及积极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加快产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究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并构建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驱动—阻碍”作用机制模型,最后提出促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影响因素;作用机理

作者简介:田原,男,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孙慧,女,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58-07

2015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了中国的减排承诺:中国计划于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要完成这一任务十分艰巨,除了加强国际合作,还要考虑我国当前所处的新常态发展时期。资源型产业既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研究资源型产业的低碳转型问题,对于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碳减排压力和主动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实现国内经济转型要求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体是指,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和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通过采用行政的、技术的和市场的等多种调控手段,减少资源型产业对高碳能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等排放,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益共赢的经济发展状态。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会受到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影响因素分为驱动因素与阻碍因素两大类,前者指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发展进程中起到正向推动作用的因素,后者则是指对其起逆向阻碍作用的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共同推动着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进程。在梳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驱动—阻碍”作用机理模型,为学界同人研究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抛砖引玉,也为资源丰裕型地区政府科学制定低碳化转型发展政策、克服“资源诅咒”问题提供参考。

一、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因素

(一)驱动影响因素

1. 政府低碳规制因素。规制是政府实行的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或制度规则对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实行的一种干预政策。[1]政府低碳规制主要指政府根据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科学制定和强制推行一系列低碳政策法规,干预资源型企业的行为,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府低碳规制包括低碳政策和低碳法规。政府低碳政策由政府相关部门在国家总体低碳发展战略规划框架下制定,包括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官员绿色GDP政绩考评机制、低碳财税政策、资源型产业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行业规划和指导意见、生态文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低碳经济监督制度等,对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强大的调节导向作用。完善的低碳法规是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资源型产业的碳排量很高,若要在短期内较快改变已有的高碳排放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国家制定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来硬性规范市场主体——资源型企业的行为,提高其行业准入门槛、限制其碳排放量,使资源型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承担起相匹配的低碳环保责任。因此,政府低碳规制是促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制度力量和根本力量,其中,低碳相关政策是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重要引导,低碳法律法规是其低碳转型的坚强后盾。

2. 经济新常态下的低碳发展要求因素。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这是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之一。[2]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强化。以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特征的低碳转型,尤其是实现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是经济新常态下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明确路径和重要抓手。[3]产业结构低碳化既包含整体产业组成结构中的低碳产业比重上升、高碳产业比重下降,又包含高碳产业的低碳化。[4]资源型产业特别是矿产类资源型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同时又都是典型的高碳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带来高碳排放,为我国2030年碳减排目标的实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将低碳经济发展规律融入到资源型产业政策和行动措施制定中,大力推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升级。同时,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应敏锐抓住这个风向标,主动塑造低碳经营理念,推动低碳运营战略,以迎合经济新常态下的绿色低碳发展要求,从而促进资源型企业形成长远的竞争优势,当每个资源型企业积极行动起来,就会逐步推动整个资源型产业向低碳转型。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低碳发展要求在客观上将推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

3. 低碳技术创新因素。低碳技术创新是指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和产品,或是创造新的产品、革新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达到有效减少碳排放、扩展资源勘探、节约化石资源、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它是推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动力源泉、关键力量和核心要素,它关系到可耗竭资源的持续利用与区域的持续稳定发展,关系到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或深加工,关系到资源收益分配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既受到资金和资源(尤其是一次化石能源)短缺的制约,同时又存在大量的浪费(如钢铁、水泥和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技术创新有助于改变资源型产业的传统“三高一低”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其经济质量和环保效益,其主要表现就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降低单位能源消耗量以及减少碳排放。[5]因此,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现产业低碳转型的技术创新,是推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

4. 低碳市场需求因素。政府通过大力倡导和广泛教育,低碳生活理念逐渐渗透并被民众广泛接受,消费者就会逐渐产生低碳市场需求,进而着手于饮食、服装、住房、交通、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点滴行动,如普遍使用节能灯,购买油耗低的家用汽车和节能型的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产品,对于新能源汽车和低碳环保装修材料等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客观的市场需求对减少碳排放和节约化石资源消耗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众多消费者的低碳市场需求对资源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产生激励,促进资源型产业和相关产业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促进生产原料、生产工艺、服务方式以及相关产品的低碳化。因此,低碳化的市场需求能够驱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

5. 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经过长期性投资形成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智力、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构成的资本总和。人力资本是由后天通过耗费一定量的稀缺资源形成的,而且是为了增加未来收益而进行的。[6]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投入要素,同物质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缺之不可。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工作者具有能够正确感知、及时把握和迅速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以应对非均衡状况的能力,包括开发新市场、引进新技术、适应新环境、抢抓新机遇等各种能力。[7]从根本上来讲,低碳技术进步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高,这是因为新知识和新技术是由人力资本创造的,人力资本是新知识和新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新知识和新技术应用的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而推动经济更快增长。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人的精神素质,更新思想观念,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基础和动力。[8]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

(二)阻碍影响因素

1. 制度不健全。首先,我国资源产权名义上虽属国家和全民所有,但仍然是由地方政府和资源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行使着事实上的所有权,这就为政府官员和资源管理部门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开采许可证谋求个人或集团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极易引发地方政府官员与资源型企业或特殊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在资源开发的巨大利益驱使下,这些资源型企业或利益集团往往会通过寻租手段向政府官员进行行贿,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制定有利于其特殊利益的政策(如招标内定和开发优惠),导致寻租和腐败大量发生,社会公平被无情“挤出”,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遭到践踏,从而使本来就不完善的资源开发和管理监督制度更加弱化。[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的资源型大省——山西省塌方式官员腐败就是典型案例。其次,由于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产权不明从制度上导致了资源的滥开滥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再次,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资源价格不能够正常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环境开发的负外部性成本也没有纳入价格体系内,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形成,造成资源主产地往往承担了高碳排放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责任,而资源消费地却客观上避开了这些责任,从而造成资源型产业碳排放损益偏离。技术改进与开发、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源泉在于制度质量[10],这些制度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阻碍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顺利进行。因此,制度不健全是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首要阻碍因素。

2. 产业结构不合理。首先,资源型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形成了以采掘业和初级原料加工业为主的超重型工业结构。其次,资源型产业的结构布局分散,要么是采矿企业和加工企业地理上分布较远,要么是地理上相对聚集,但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战、聚而不群,不能发挥协同创新功能和规模效应。再次,资源型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资源型产业的长期发展中一家独大,很多属于垄断企业,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同时,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很多国有大中型资源型企业普遍管理水平较低、生产效率不高,同时民营经济发展不健全,共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无法发挥弥补市场空缺的作用。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为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造成很大阻碍,导致其低碳转型乏力。

3. 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突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外部性是指一种向他人施加不被感知的成本或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体现在它的市场行为上的行为,如厂商将有毒废水排放到溪流中,导致鱼和植物被杀死,就是环境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11]环境高污染是资源型产业普遍存在的痼疾。资源型产业特别是矿产类资源型产业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进行高强度的资源开采。同时,资源型企业在考量环境治理和生态补偿需要付出大量人力、财力等成本代价时,如果发现这些成本代价在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就容易从主观上造成忽视环境治理和生态补偿,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客观上就会造成产业主体责任缺失,不可避免会对所处的生态环境造成突出的负外部性问题,如大气环境污染、资源开采区地质塌陷、水质和土壤污染严重等,如果不尽早解决,就会恶性循环,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等,同时还易诱发地震、泥石流、旱灾等地质灾害,不仅增加了治理恢复的难度,使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而且还促使资本和人才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大外资引进难度 [12],使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社会成本巨大,使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难度加大。

4. 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型产业对资源的利用率普遍较低,这已为理论和实践所检验。长期以来,资源型产业倾向于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链较短,采掘和加工提炼技术水平也比较落后,致使整个产业的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也直接造成了资源型产业的高碳排放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13]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型经营和发展模式严重浪费资源,资源利用率低就会增加开采强度,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开采模式,无疑加快了有限资源的枯竭,提前结束资源产地的使用寿命,缩短了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当资源接近枯竭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发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更大的破坏力量。[14]资源型低碳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这就需要资金或成本支持。但是,资源利用率低将直接加快资源产地的枯竭和主导产业的衰退,而资源型产业无力为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等环节提供资金支持,这将阻碍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步伐。

5. 低碳专业人才匮乏。掌握低碳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是实现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和基础。然而,当前资源型产业由于工作环境较为恶劣、生活条件不宜居、人才招聘机制落后、竞争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对专业型、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很低,从而造成整个资源型产业的人才储备不够,且知识结构单一,有限的人才主要集中在采矿、冶炼等相关专业中,而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寥寥无几,这使得资源型产业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实现既定的低碳转型目标。因此,缺乏低碳转型相关专业人才是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过程中最致命的阻碍因素。

二、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阻碍”因素作用机理模型

随着我国正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要求不断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同时,经济增长减速客观上将缓解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这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带来了新机遇。我国应以2030年低碳行动目标为契机,紧紧抓住中国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减速所带来的产业低碳转型机遇期,充分利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同时克服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阻碍因素,加快推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由于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漫长演进的系统工程,因此,有必要从系统论视角构建出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阻碍”因素作用机理模型(图1,见下页)。

如图1所示,资源型产业从传统发展模式通过低碳转型走向低碳发展道路。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左上方的五项阻碍因素在不断抑制和延缓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进度和步伐,而右下方的五项驱动因素在正向促进着资源型产业的低碳转型发展,资源型产业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着低碳转型。

首先,从阻碍因素来看,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寻租和腐败,制度弱化不断;在缺少公平竞争和有效监督机制环境下,资源型企业的逐利性决定其短时眼光,只看短期利益,从而客观上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环境负外部性突出(如大气、土壤和水质污染),极大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水平,促使资本和人才大量外流,客观上增加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社会成本,使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难度加大。但是由于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大势所趋,所以这些阻碍因素只能延缓资源型产业的低碳转型的进度,延长其低碳转型的周期,而不能阻止其进行低碳转型、涌入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的步伐。

其次,从驱动因素来看,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管理者,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提供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导向和规范,建立了完善的低碳转型政策与激励制度。资源型企业是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政府政策激励下,资源型企业通过各种措施吸引低碳技术人才的积累,从而提升企业的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支撑起资源型产业的低碳转型创新系统,进而带动了低碳技术的创新;而低碳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碳排放,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为资源型企业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国际低碳经济潮流推动了充足的低碳消费市场需求,促进了低碳技术很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激励资源型企业更加积极的开发低碳新技术和新产品,五种力量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消除低碳转型的阻碍因素制约,共同驱动资源型产业更好更快的低碳转型。

最后,由于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一般需要划分为初期、中期和长期等几个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不同影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如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初期,政府培育(顶层设计和政策法规)的驱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影响因素。国内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在中国的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实践中,制度安排在解决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政府和企业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升级中的短期行为才有可能服从于长期战略目标[15]。随着资源型产业发展到低碳转型的中期阶段,资源型产业从传统的依赖化石能源消耗的高碳产业体系需要向主要依赖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低碳产业体系转变,必须构建低碳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体系,提高低碳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创新能力,以及推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管理理念、管理策略和管理模式,为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和管理保障,在这个阶段,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驱动作用最大。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个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是有大小差异的: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初期,环境约束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阻碍作用要大一些,随着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不断推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得到较好的治理和补偿,来自这方面的阻碍作用将大大减轻。因此,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辩证地看待这些影响因素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对策建议

本文系统分析和构建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阻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模型,并对这些因素作用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各个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作用和辩证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资源型产业应在低碳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准确认清低碳转型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和逆向影响因素,并正确识别各项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方向以及主次矛盾,实事求是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之路。为此,本文提出促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对策建议。

1. 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转型机遇,加快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政府应全力推进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顶层制度设计,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力度,强化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功能;建立更加科学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标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常驻。鼓励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进入资源型服务业和新兴资源型产业,向生产智能化、高科技化发展。注重资源环境领域的市场政策工具,适时推出气候变化税、开征碳税,完善碳交易市场机制建设,应考虑全国一盘棋,由以往的“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转变为“资源开发者与资源受益者共同付费”原则,尽快改变资源主产地承担碳责任、资源消费地规避碳责任的碳排放损益偏离现状,以确保地区经济公平协调发展。

2. 依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强国际低碳合作。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积极整合和利用国际资源,借助一些国际化组织和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等)来推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从而推动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国际合作进程。另一方面,发挥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区位优势,打通与中亚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互通,向更高水平和层次开放,抓紧机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推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全球布局和国内东、中、西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的统一。

3. 完善法律制度结构,构建完整产业低碳转型法律体系。首先,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为契机,建立和完善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基本法律体系,以此明确政府、企业和民众在推行低碳转型方面的义务和职责,逐步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逐渐发布一系列符合区域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和相关细则,以形成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长效机制;再次,建立合理的政治民主制度,完善民主法治秩序,约束权力纷争,提升执法力度、惩治力度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权力腐败,尤其对党员领导干部应从重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最大限度遏制和压缩企业对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为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提供坚实保障和法律武器。

4. 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推进技术创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鼓励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通过加快技术成果产权流转、解决技术产权归属问题,增强企业内在创新动力;逐步建立健全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用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建立公共科研成果分享平台,增强知识溢出效应;鼓励资源型产业循环经济群建设,促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产品及清洁循环利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5. 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夯实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智力支持基础。加强资源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定期对企业职工开展培训,通过培训提升业务技能,逐渐向资源型中游、下游产业流动,以增加资源型产业链条中更高端环节的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利用不同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优化资源型产业中人力资本匹配结构。推动资源型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嵌入全球创新产业链之中,利用国外资源当中的人力资本为资源型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服务。

6. 建立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筑牢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主体——政府与企业要通力合作,共同处理好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地方的关系:通过建立经济利益调节的市场机制、强制力执行的法律机制、多方协调的政府监管机制等,建立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专项基金,以修补、恢复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大气污染、地质损害、生态破坏等外部不经济问题,积极改善当地民众的生存环境。资源型地区政府应加强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建设,资源型企业应通过招工用工、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资助教育和丰富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共同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促进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和谐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参 考 文 献

[1] 孙秀梅:《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机理与调控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博士论文,2011.

[2] 张云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结构低碳转型与成本测度》,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 陈诗一:《中国各地区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评估》,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4] 范英英:《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的低碳经济发展优化模型研究》,保定:华北电力大学博士论文,2012.

[5] 陈福中、陈诚:《技术变化与产业结构演进:全球非平衡增长视角》,载《广东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6] 邵帅:《能源开发对我国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论文,2009.

[7] 陆根尧:《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

[8] 龚刚:《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 邵帅、杨莉莉:《自然资源丰裕、资源产业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

[10] 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载《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1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九版,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2] 李国平、宋文飞:《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模式、生态足迹效率及其驱动因素》,载《财经科学》2011年第6期.

[13] 徐君等:《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驱力—障碍”因素分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24期.

[14] 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解释》,载《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

[15] 薛军、汪戎:《中国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述评》,载《学术探索》201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Abstract: Promoting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China"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n 2030,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normal Chinese economy,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hinder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builds a model of "driving and hindering" mechanism of resource-base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 factor, mechanism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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