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藏近代留学运动最初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组成部分，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留学的科目集中在新政改革急需的项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受挫后，公派留学也基本消失。但此后西化的风气渐渐沁入西藏社会，部分有钱人开始自发把年幼的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接受普通教育。留学生在西藏近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藏由来已久的权力平衡。
[关键词] 西藏；留学生；近代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K2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8)04-0034-08
一、近代西藏留学史实证研究
西藏的留学生指的是西藏籍的海外留学生，他们从西藏走出来，在当时的日本、印度、英国、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国，接受新式教育。这个群体规模很小，但是在西藏近代化的过程中却时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藏近代化的命运息息相关。西藏近代究竟有过多少个留学生在海外求学，因为史料限制，难以计清。笔者根据能够找到的零散材料作了整理，按照年代，将整个留学运动的过程描述如下。
(一)官派留学
近代以来西藏的首位赴海外留学者当属1912年派往日本的著名学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从堪布——擦珠·阿旺洛桑。他是色拉寺麦札仓的堪布，出身于日喀则的贵族家庭，并获得过格西学位。(Scott Berry Monks，Spies and Soldier of FortuneThe Japanese in Tibet，P99，The Athelone Press Ltd，1995.)当时寓居大吉岭的达赖喇嘛试探性地以个人名义派他到日本能愿寺(Nishi Honganji)留学，结合宗教派别的关系而成行，学习的内容显然也是限于日本佛教。很快，由于国内局势的发展，达赖喇嘛决定返回拉萨，他发电报召擦珠·阿旺洛桑回国。近代西藏第一位留学生，9个月之后，结束了其留学生涯。擦珠·阿旺洛桑的留学，时间不长，学习的内容也没有突破其前辈留学的窠臼，更像是一次试探。以其为先驱，达赖喇嘛开始正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鉴于此前两次流亡中所见所闻，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拉萨以后，决心厉行新政。在大吉岭时，英国人柏尔曾经建议他派遣留学生到英国，可以把一些有用的技艺带回西藏。这个建议得到采纳，成为新政的一个组成部分。达赖喇嘛派出的留学生中，最著名的应当属1913年派往英国留学的四名留学生了，他们分别是：芒仲(Men dong)·西绕贵桑、强俄巴(Ringang)·仁增多吉、吉普(Kyi pup)·旺堆罗布、果卡瓦(Gong kar)·索朗贡布，分别学习地质工矿、电力、邮电、军事。他们的事迹记载比较多，很多外国人的游记、著作，乃至内地的报告中都有提到。(房建昌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派往英国的四位留学生》，对此有详细研究。)
与这四位学生一同派出的还有留学俄国的学生。 1913年1月，僧官德尔智“代表西藏”第七次赴俄的时候，《新时代》发布消息：“因为种种原因，被德尔智先生留在后边的一行西藏人，可望最近到达此地，他们带来了达赖喇嘛给皇帝的礼品，同道而来的还有15名西藏青年，他们将在俄国学校接受教育。”(《布坎南爵士致爱德华·格雷爵士》(1913年2月13日)，见[英]《外交部档案》，全宗第535号，第16卷，第69页，第92号文件，转引自王远大：《近代俄国与西藏》[M]，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226页。)德尔智在这次“出使”中，向俄国兜售“俄藏条约”，但是其“西藏独立”的计划被沙俄政府否决，跟随他赴俄的留学生就命运叵测了。
1913年1月，清朝在藏驻军和官员被全部驱逐出西藏。达赖喇嘛也已回到拉萨。但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开始采取步骤去维护这个理想。达赖喇嘛见此情景，便力图使军队现代化，以抵御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他一方面试图从英印、俄国那里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聘请英国、日本、俄国的军事教官训练藏军，并且向国外派遣了军事留学生。
1915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桑颇·班丹曲旺、定恰·多吉坚赞、吉普·索朗旺杰和罗杰囊巴·索朗多吉等人和部分普通藏兵前往印度果札和西罗二地学习火炮和机枪的射击及拆、装等技术。此后，在1916年，赴印度学习军事的索南衮觉等人也学成归来。
这以后，到国外接受近代化科技训练的留学生时见于记载。铁鸡年(1921年，民国10年)十一月，“派雪仲德门去江孜学习英军军操，雪仲吉素雪巴到大吉岭学习电话线架设技术，孜本麦如钦热俄珠、布达拉僧官学校的拉俄巴、阿札仓的却丹旦达和日沃德庆更登热杰前往印度学习外语”。(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水猪年(1923年，民国12年)十一月，“接受赴印度留学的多仁台吉和去甘托克接收洋枪的江洛金二人的晋见”。(同上，第408页。)同年，又派姜乐金公赴哲孟雄岗都地方，考察印度军事制度与近代武器使用方法，同时还派多仁台吉赴印度各地，考察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方法。1924年，还有4名军官和20名士兵在印度的吉达(Quetta)接受了使用山炮的训练，另外12个士兵被训练为军械士。有些军官还在吉达和西隆接受了炮术、步兵、骑兵技术的附加训练。(H.E.Richardson，High Peaks，Pure Earth，P557，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木鼠年(1924年，民国13年)三月中旬，达赖喇嘛还“接见印度学习电工专业毕业回拉萨的僧官学校学生曲丹旦达”。(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M]，1998年，第409页。)
新兴的苏维埃俄国也引起了西藏人的兴趣。1924年2月，一位名叫强巴·托梅(Jamba Togmat)的达赖喇嘛的信使带着四位年轻的僧人来到库仑(Urga)，他还捎了一封达赖喇嘛给多吉(Agwan Dorjiev，即僧官德尔智)的信，要求送他们去莫斯科，“以得到生产枪支弹药的工艺技术上的指导”。结果在列宁格勒现代远东语言学院为这些西藏人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军事班。在以后的几年里，更多的西藏留学生来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俄]亚历山大·安德烈耶夫著，李登贵译：《布尔什维克在西藏的秘密外交》[J]，《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然而这时， “擦绒事件”发生了。一群要么曾经留学海外，要么在江孜接受过英国训练，至少也都受到了西方观念影响的军官们秘密聚会，商议上书噶厦，要求允许武官代表参与西藏政教重大会议，军方诸事由藏军司令部全会自行决定。这无疑是在向西藏的现行政教合一制度挑战，威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威。达赖喇嘛必须重新考虑他的新政改革究竟会给他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军官当然很快就被处置，一个一个贬官革职。擦绒的藏军总司令和噶伦的官职也都被撤销。从此以后，西藏的公派留学也寥寥乏继。
最后一个受达赖喇嘛所派的留学生是唐麦·顿珠次仁。上世纪20年代他曾在锡金首都甘托克英国人办的一所中学学习。1931年从印度大吉岭英国人办的一所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1933年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去印度，在加尔各答电力专业学院学习。但从时间上看，他的留学似乎是个偶然现象，不能归入达赖喇嘛新政时期的这个留学运动中去。十三世达赖喇嘛推动的留学生运动告一段落。以后由西藏地方政府主持的留学活动几乎绝迹。但是此后，西藏民间却兴起了一股海外留学的暗流。
(二)民间留学
首先提倡送子女留学的是擦绒·达桑占堆。“擦绒·达桑占堆，一向是个改革论者和英式制度的崇拜者，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吉岭的学校上学，一些官员，虽然为数很少，也以他为榜样”(H.E.Richardson，High Peaks，Pure Earth，P609，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曾经在西藏居住过7年的德国人哈雷(Heiich Harrer，实为奥地利人，不过当时奥地利为德国所吞并，所以称德国人。1944年参加喜马拉雅山的登山活动，被英印政府作为敌国人员关入集中营，后来逃入西藏境内。)就曾经与这些贵族家庭的留学子弟接触过。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擦绒·达桑占堆的儿子，时年26岁，在印度长大，进入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学习，并且能够说流利的英语。噶伦噶雪巴的侄子也曾在印度学习，英文知识很丰富，还在哈雷拜访噶雪巴的时候担任翻译。噶伦彭康的儿媳也曾经在印度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在夏季天暖的时候，哈雷还看到许多在印度上过学的少女在拉萨河边游泳，骄傲地展示她们的现代泳装。索康的儿子也在印度上学，放假回家的时候也和哈雷见过面。(Heiich Harrer，Seven Year in Tibet，J.P.TARCHAR，INC.1982.)
(三)综述
从整体上看，西藏近代留学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1924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留学运动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留学的科目集中在新政改革急需的项目上，即技术、军事以及外语。经费也由地方政府筹措。留学地点包括日本、英国、俄国、印度。留学生多由政府选派，缺乏自发性。在擦绒事件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受挫，公派留学也基本消失。此后一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留学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留学已经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动力。西化的风气渐渐沁入西藏社会，有钱人开始自筹经费，自发而起把年幼的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接受普通教育。留学地点集中在印度。“到解放前夕，噶厦中居要职者即有至英、印留学者二三十人，在约三百余名僧俗官员中，一半以上都曾在印度居留或游历过”(喜饶尼玛：《英国在藏机构沿革及其活动概述》[J]，《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1、西藏留学运动的内在动力 西藏留学运动起初最缺乏的似乎就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最初的西藏留学，几乎完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手促成。可以说政府在留学初始阶段的支持起到了原创性的作用。通过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以达到外交联络的目的也是达赖喇嘛推动留学的重要原因。与内地派遣留学生不同，西藏派遣的留学生，尤其在西藏近代留学的第一个阶段，即官派留学时期，常常还带有非常独特的外交任务，往往要受到微妙的国际关系的制约。1912年在青木文教监护下赴日留学的学者擦珠·阿旺洛桑就是一个例子。
1913年以龙厦为领队的四名贵族子弟，赴英留学也决不单纯。这次留学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印度政府负担的。印度政府担心俄国、日本也准备出资，邀请西藏学生到其国留学，所以决定抢先出手，以阻止他们。(Scott Berry，Monks，Spies and Soldier of FortuneThe Japanese in Tibet，P139，The Athlone Press LTD. 1995.)而领队龙厦同时还具有特使身份，他向英国政府递交的官方呈文中陈述说：他要“向大英政府赠送礼品，……并作为全权代表应邀去英国商讨有关西藏利益的问题”(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00，第1968号记录，水鼠年十一月十五日(1912年12月24日)龙厦向英国递交的官方呈文译文副本。转引自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而且“当龙厦到达英国时，便提出要访问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他坚持要拜会乔治五世国王及内阁成员，向他们赠送达赖喇嘛赠送的礼品”。(同上。)在龙厦返回西藏之前，他还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据拉鲁·次旺多吉说，他父亲这样做是奉达赖喇嘛之命。达赖喇嘛希望发展同别的国家的关系，以防日后同英国和中国内地发生不测。(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孜本龙厦·多吉次杰》[A]，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年。)
1924年，赴苏联留学的西藏留学生也同样带有外交色彩。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很快就对西藏产生了兴趣。因为西藏首先可以作为将意识形态向印度渗透的潜在跳板和基地，其次，恢复俄国与西藏的旧有关系，并利用传统的蒙藏关系，也可以维护苏联在这些区域的影响。1922年，一支布尔什维克的使团到达拉萨。1924年，达赖喇嘛的一位信使，强巴·托梅(Jamba Togmat)带着四位僧人留学生来到库仑。在以后的几年里，更多的西藏留学生来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俄]亚历山大·安德烈耶夫著，李登贵译：《布尔什维克在西藏的秘密外交》，《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在敏感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怀着独立企图的西藏统治者既想回避中央政府的控制，又不愿依附于任何一个外国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其所谓的外交活动用留学掩饰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西藏的留学生担负了分离的功用。
在西藏留学的第二个阶段，政府的支持已经消失。但是此时经过几十年的熏陶和努力，社会上已经有小部分人产生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意识。虽然这个圈子很小，局限在少数贵族和富人范围内，但是他们有财力支持自己或子弟到国外学习。他们学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在印藏商业贸易交往中掌握主动，给自己家族的贸易经营创造条件，而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不太明显。这应该算是民间留学的推动力。当然也有抱着振兴民族的赤诚热情出国深造的平民青年，比如自费留学的扎西次仁。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为西藏的现代化而奋斗，并且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成为一位教育家。不过这样的有志而且最后成功的青年少之又少。
2、西藏留学运动的障碍 相对于贫血的推动力量来说，西藏留学运动的阻力可谓重重。首先，西藏任用人才的制度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避的泥淖。当时的西藏，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当官的资格。达赖喇嘛推行官派留学以后，一些贵族以为到海外接受教育对于将来的仕途会更为有利，便也趋之若鹜。但是很快就发现，噶厦选官仍然沿袭过去，主要从僧官学校和俗官学校中选拔，而且这两种学校教授的内容与留学教育相去甚远，留学的热情便迅速褪去了。当官方不再支持之后，留学运动就难以发展。只有不以做官为单纯目的的少数人认识到了留学的崭新涵义，主动出国学习，这才维持了第二个阶段西藏民间留学的生机。
其次，缺乏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一个非常难以绕开的问题。从西藏近代同外国的接触来看，人们对西洋器物并不十分排斥。可是这不意味着西藏的僧俗贵族阶层就能够容忍他们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农奴制度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留学生运动也直接受到这种影响。1913年赴英留学的芒仲·西绕贵桑试图在西藏开发矿产，立即就被当地的僧侣以鬼神之说制止。此外，他从外国带回来的摩托车因为嗓音也引起别人的厌恶。整个阶层的文化和认识基础的匮乏，相应体制的缺失，使得达赖喇嘛孤军奋战，后继无人。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留学运动立即人亡政息。
二、西藏留学生在西藏近代化中的作用
西藏的留学运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由这次改革肇始的西藏近代化建设密切相关。这些留学生大多成为近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工业建设中初试身手
1、发电厂 西藏水力发电的奠基人是曾留学英国的强俄巴·仁增多吉。1925年，在强俄巴·仁增多吉的带领下，噶厦政府抽调十多个藏族民工和五十多个石、木、泥瓦匠，在拉萨的夺底地方修建了一座藏式四柱电机房(唐麦·顿珠次仁：《西藏拉萨初建水电站的尝试》[A]，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第5辑)，1985年，第34页。)，1927年开始运转发电，首先向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供电。1931年(藏历铁羊年)11月1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亲驾前往该厂参加建厂竣工的庆祝仪式，并亲自将该厂命名为“无限美妙智慧宝库扎谿电机厂”。该厂合并了洛堆金币厂、夺底硬币厂，由发电厂、造币厂两部分组成，又被称为扎谿造币厂，成为西藏第一个具有现代机器的工厂，根据政府的财政需要，铸造银、铜硬币和印制纸币。
1945年，强俄巴·仁增多吉不幸去世。噶厦任命从印度留学回来，时任大昭寺仓库管理员的唐麦·顿珠次仁接管电厂事务。因为夺底电厂的主机是19世纪产品，经过长期运转，磨损过大，最后只能发出四分之三的电力，而政府对于机器磨损、材料不足和工人技术差所造成的状况不经调查，就指责他们工作不力。唐麦并未灰心，仍然继续坚守岗位。当时由于噶厦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年比一年高，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印钞机不分昼夜地赶印，发电机磨损越来越严重，终于报废停止。
2、矿产勘探 留学英国的芒仲·西绕贵桑所学专业是地质工矿。回到西藏后，他曾被派至拉萨北部乡村，寻觅金矿，不久便探出产金丰富的区域。在挖掘工作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当地寺院僧人代表就马上前来，严厉警告，谓不可继续开发此矿产，否则惹怒地神，将降祸于西藏，或使五谷不收，或致瘟疫流行，使藏人受莫大患害。这位恼怒的高僧又说道，假使不把掘开的地填好，掘出来的矿产埋在原处，芒仲本身将受灾祸，甚至会死在当地的鬼魅手里。而正当工人掘地的时候，发现一个蛤蟆，僧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芒仲后来到拉萨申诉，而当地僧人反对得更加厉害，他只得停止开矿工作。这件事使芒仲异常的心灰意冷，便向当局要求退隐到他原来的寺院。但是芒仲·西绕贵桑的努力并非就此成为绝响，西藏地方政府遵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指示，向西藏各宗谿发布了寻找矿石的命令，各地响应号召，向政府送来了很多矿石标本，开启了一个人人找矿石的好风气。
3、电报局、邮电局 邮电局创建于藏历第十五绕迥土马年(1918)，由五品僧俗官员各一人主管。电报局最初的主管官员是由通晓外国语及收发报业务的僧官荣白伦·群丹丹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6页。)当时，赴英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间，有一位名叫吉普·旺堆罗布的，“由英国回来时，曾在孟加拉政府学习电报，后来到西藏主持电报交通的发展。他首先建设的是拉萨——江孜间的电线，然而很少得到当局的嘉奖，结果辞职而去。”(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M]，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第193页。)
(二)新式文化的淘金人
近代西藏的著名学者根敦群培被誉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甚至人文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他曾经游学印度12年，虽然没有系统地接受西式教育，但他在印度大吉岭一带(英印试图把大吉岭建成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样板)长期居住，并跟从家庭教师学习英语，勉强可以算作是个留学生。他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考古、伦理乃至医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丰，并有多部翻译作品，学术成果独步一时，惠及后世，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在传统藏学和现代藏学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堪称一代宗师。
第一个公派留日的学生，西藏学者擦珠·阿旺洛桑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先是担任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副校长，亲自动手编纂教材，担任教学工作，随后又担任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那时候的文字翻译工作十分困难，几乎是没有什么藏译方面的工具书，遇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译文困难，特别是藏汉文互译方面的难题，主要靠擦珠·阿旺洛桑、江洛金·索朗杰布和格西曲扎几位大学者，凭藉他们渊博的学识，都创造性地予以解决。
(三)军事建设中的革新精英
十三世达赖喇嘛聘用在西藏寺庙“修行”的日、俄籍“僧人”来训练藏兵，下令改进藏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但是，要更好地掌握军事技术，只靠请外国教官是不行的，必须训练藏人自己的军官。于是很多年轻人被派到英国和印度学习军事技术，他们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海外留学生的绝大部分。
果卡瓦(Gongkar)·索朗贡布是第一个接受外国军事训练的藏族人。回到西藏后，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在拉萨以现代方法训练藏军。但是噶厦政府只派他到当时的康藏、川藏边界做一个低级军官，他认为训练军队和购买子弹的银钱太少，想方设法介绍新式训练，又被上官阻止，极不得志。(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第193页。)不久，他就抑郁而逝。但是，留过学和在江孜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新型军官逐渐为陈腐的藏军带来一些变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侍从土登贡培曾经一手组建了第十四代本团。他确信，西藏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实力雄厚的代本团，他说服达赖喇嘛，通过从“殷实之家”征收徭役税的方式招募了1000名士兵，并为这支军队提供最好的武器，让士兵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供给上等食物，发给足够的薪金。这支军队于1932年底召集起来，在宇妥和车仁的统率下接受训练。仲仔代本团直接服从于土登贡培一人，车仁接受的命令也直接来自于土登贡培。这支在西藏最先拥有机枪的部队，具有操纵和控制拉萨的潜力。可惜，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土登贡培被流放，全力支持土登贡培的仲仔代本团发动兵变，此后便被解散。
(四)政治改革的先锋
宽泛地说，西藏近代史上一共发生了三次近代化改革的企图。这三次胎死腹中的改革都有海外留学生参与。
第一次近代化改革的企图是以擦绒·达桑占堆为核心的新型军人集团发起的。这个集团的主体是在江孜英军学校学习过的青年军官，其成员当中也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从英国回来的芒仲·西绕贵桑。
1924年，藏军司令官擦绒，副司令官格江丹巴和代本杰白赛、萨龙瓦、唐本、崔科瓦、丁甲瓦、金巴瓦、乃堆、仲巴赛、新卡瓦等秘密聚会，商议上书噶厦：一、要求允许武官派代表参加西藏政教重大会议；二、军方军事审判无需通过请示噶厦再行办理，诸事概由藏军总司令部全会自行决定。并制定盟约，“其宗旨是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政权，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34页。)擦绒及大部分军官在盟约上签了名，但有些军官拒绝签名，并将此事报告给了达赖喇嘛。结果这次策划流产了。参与此事的军官被一一免职，擦绒的“马基”(司令官)职务和噶伦职务也先后被削去，只保留札萨官衔。这次政治风波，严格地说，并没有涉及太多近代化政治革命的内容，只是提出了改变几百年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主张，甚至连具体如何操作都没有说清楚。但是这样轻微地触动现行制度的企图在当时的西藏宗教社会，没有任何空间立即就被抹杀掉了。
擦绒·达桑占堆被削去藏军总司令的职务之后不久，龙厦·多吉次杰(Lungshar Rdorje Tshergyal，1881—1940)在1929年接任该职。他成为西藏第二次近代化改革企图的主脑。龙厦的发迹始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时的派遣留学运动。回到西藏以后，龙厦受到达赖喇嘛的重用，青云直上，被任命为藏军总司令之后，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军政大权，权势臻于顶峰。归国伊始，他就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吉求贡吞”(skyid phyogs kun mthun，求幸福者同盟)。1933年12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1934年5月，龙厦联络了八十余名僧官和二十余名俗官，签名画押加入该组织，其中不乏留学英印的学生。这个组织曾以秘密方式开过一系列会议，订立秘密盟约，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摄政和噶厦，请愿书内容为：废除噶伦终身制，改为四年任期制；噶伦必须直接从西藏民众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指责噶厦的工作不令人满意，弹劾首席噶伦赤门独断专行，独揽噶厦政事，办事极端不公等。请愿的目的是“改革西藏政治”，即“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某种改良”，“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唐洪波：《龙厦与龙厦事件》[J]，《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但是由于噶雪巴·曲吉尼玛(ka shod pa)的告密和诬陷，噶厦诱捕了龙厦，并判处其剜眼、入狱、革职抄家。“求幸福者同盟”内的其他成员亦遭逮捕，分别处以革职、流放、罚款等处罚。此即西藏近代史上所谓的“龙厦事件”。龙厦的改革运动也就胎死腹中。这次改革比擦绒更进了一步。龙厦把其现代化和改革的见解隐藏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进行，试图从制度上进行温和的部分改良，使政治权利在统治层内部适度转移和调整。但这种愿望也没能够在当时的西藏社会实现。
第三次变革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主角是以邦达饶干(rab dgav)为首的“西藏革命党”。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江洛金·索朗杰波(Lcang can Bsod names rgyal po)、土登贡培、根敦群培，主要在印度噶伦堡和大吉岭一带活动。江洛金·索朗杰布曾经在1923年底，受命前往锡金甘托克接受射击训练，后来被流放，逃往印度。而根敦群培则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开放的僧人、学者，曾经游学印度。(作为一个僧人，根敦群培到印度不是去“求经”，而是去考察印度文明，学习印度语言，研究印度宗教和历史文化，借鉴和吸收现代文明，是“求知”。所以他虽然没有正规地受西式教育，这里也将其列入留学人员之内。)他们自视为西藏先进的知识分子，一起商讨发动一场运动把英国人从印度驱逐出去以及在西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桑颇(四品官)访问记》，转引自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466页。)该党的行动纲领是：“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必须遵循世界上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民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方法行事。”(《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第一、二条，转引自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这种政治主张显然比龙厦的“求幸福者同盟”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惜，由于革命党人自己活动欠严谨，引起印度警方的警觉，遭到查抄，西藏革命党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完全暴露。英印当局和噶厦政府立即联合扑灭了这一点点的小火星。邦达饶干等人惨淡经营了5年的西藏革命党就此消亡。
(五)存在即是力量
在政治格局上，排除留学生主动的革命性活动外，他们的客观存在造成的影响很值得再多说两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时期，以擦绒·达桑占堆为核心的新型军人集团，在其因为试图改变政治现状而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消解之前，他们与西藏政局传统的两派——寺院集团和噶厦集团，曾经形成鼎立之势。新型军人集团一心致力于现代化事业，因而被看做是西藏传统制度的威胁。而这些军官们也在向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中的精英们挑战。在寺院看来，扩充军队恰如往他们世袭的权威心脏捅刀子，使寺院制度运转的财源枯竭，还会逐步化解大批未受过教育且具有战斗力的佛教信徒的威慑力。噶厦中的保守官员们反对寺院集团的过分扩张，但是也同样担心，建设一支强大的藏军会给自己造成经济困难，担心这些年轻、激进、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少壮派官员一旦得势，将会打破西藏的权力平衡。
事实上，新兴集团与传统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出现了。1923年，噶厦政府召开会议讨论扩建藏军的粮饷着落、增加有功人员和藏军代本俸禄、庄园问题。会议期间，因无军方代表参加，几名藏军代本闯入会址，政府和军方双方对峙。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司伦雪康向会议主持人仲孜和藏军军官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尔后，又亲自签发布达拉宫大堪布、仲译钦莫等调查后草拟的报告，将参与此次事件的有关人员予以降职等处分，才算了结。(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8页。)
达赖喇嘛也利用这支新兴的力量来制衡其他的政治势力。哲蚌寺朗色林札仓具有亲汉倾向，在1911—1912年达赖喇嘛的志愿军驱逐汉人的战斗中支持汉人，激怒了达赖。1920年，朗色林札仓内部出现争端，达赖喇嘛趁机采取行动，流放了朗色林札仓的两名管家。于是数千名朗色林的僧人蜂拥而出，来到罗布林卡，高呼要拜见达赖喇嘛，要求释放管家，归还财产。他们还向卫兵挑衅。达赖喇嘛命令擦绒迅速调集军队布防，并且在三个月后向哲蚌寺发起进攻。结果朗色林的肇事祸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60余名僧人被逮捕。后来，达赖喇嘛告诉柏尔：“我有必要显示一下威力，否则各大寺院还会继续给我找麻烦。”(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0/883，《1921年9月16日柏尔自拉萨发给德里印度政府的电报》，转引自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10页。梅·戈尔斯坦引文注明转引自1921年9月23日印度政府发给大英政府的电报。)可见，藏军集团的出现，使达赖喇嘛手中多了一种压制反对力量的工具。
新兴势力的出现，以及建立一支强大的藏军并维持其需要，甚至使得西藏地域政治格局也出现变化。西藏格鲁派两大活佛政治势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相互僵持的格局因之改变。
众所周知，班禅活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二大活佛转世系统，一直相互以师徒相称。双方的矛盾始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时期。当时由于种种政治事件和相互的猜忌，达赖方面对扎什伦布寺产生怨恨。种种缘由凑在一起，更加深了矛盾。清朝灭亡以后，驻藏大臣被驱逐，噶厦便开始强迫扎什伦布服从达赖的统治，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和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这使得班禅方面难以承受。噶厦方面的理由是，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藏军并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用现代化的英式步枪来装备这支军队，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西藏与内地的内战更增加了这种军费负担。班禅方面所进行的几次反抗都没有取得成功，班禅喇嘛于是只得秘密逃往蒙古。在其逃亡过程中，噶厦还试图让藏军阻止他们，只是藏军没能赶上。扩充军队，增加军费的行动无疑是在新兴军人集团的要求下进行的。梅·戈尔斯坦认为，“班禅喇嘛的被迫出走……是东西结合的军事集团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121页。)从吴忠信的调查表上看，赴国外留学的军人中，来自前后藏的比例相当。也就是说，在新兴的军官集团中，籍贯不成为相互排斥的因素。而同为政府公派留学又使得这些军官有了凝聚为一集团的理由。所谓前后藏结合，指的就是这个。接受了西式军事教育，这些军官的现代民族意识增强了，也就必然要将其忠诚献给心目中的合法的民族政治代表。而选派他们留学的噶厦政府则恰恰通过“选派”这样一个过程获得了这种合法性。
新旧藏军军官相比较，旧式藏军“代本、如本、马基各武官，多系东科尔出身，或与现任噶伦亲戚子弟有关系之人充之。……多半恃历代带兵官之经验互相传授而已。”〗由世袭贵族充任的军官难以摆脱其固有的地域限制，总是不断陷于个体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冲突中，地缘性浓重。而他们的职责则被规定为同时拱卫、效忠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而接受政府选派并且训练的新式军官则很可能脱出这种限制，将其忠诚寄托于政府身上。这就是新式军官集团兴起带来的变化。结果这样一个忠于噶厦的军事集团的兴起，使得前后藏的实力对抗出现压倒性的倾斜。班禅活佛在此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不逃往内地。因此笔者认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权力的统一、扩张和渗透正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近代西藏原来是通过派遣留学生，塑造新型政治集团这样的过程实现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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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凯峰，中国人民大学2005级边疆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