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化为文字,换了符号,成为文本或一本书,又出现了另一个语言符号世界。书本世界不能完全符合口语世界。书本被创造出来以后自成一个世界,自有发展并且限制了进入其中的人。人进入书本世界以后常常通过书本认识世界,和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可大可小的。它不是一个人单独创造的,也不是人人相同的。
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讯(交流信息)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样。不同的语言说着不同的世界,或则说是宇宙的不同世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都能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见到一排符号,站在无形的封闭的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活一样,不只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认识的人只知道外形,对认识的人就知道他的或多或少的事,也就是这个人的世界。严格说这只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组合起来的那一部分,不是那个全人。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造成一个世界。 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来源,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这些都可以用读书来比譬。从一个个字和一个个句子结合读出整个文本的内容,也就是由解说构拟出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语言(口语、书面语、数学语言、艺术语言等),有各种语言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世界中;有的人的世界层次少,有的人多。
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这真是如《楚辞》的《九章·涉江》开头所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可惜我把语言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世界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注释的书,而且对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二
“三论”渐成为流行词。什么是“三论”?这当然不是指中国古代佛教“三论宗”的三部“论”,而是指50年代外国发展起来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
70年代起,外国又出来三种科学理论,译名是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有人称之为“新三论”。
前三、后三,好像八卦的两卦重叠,排成六爻。大概我们喜欢“三”字。三才、三纲、三从、三教、三不管、三顾茅庐……好像三角形,缺一角就不成形,凑成三角才舒服,少不了“第三者”。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个国际性倾向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而且一出现新理论便会向各方面扩散,往往大大超出原来的学科范围。现在是世纪末年,不像世纪初年那样,相对论、量子论很久才扩散开来。这从一方面说是引进,从另一方面说是渗透,都是不由自主的。 这都是出了界就先取得哲学意义,然后变了原样,失去原有的数学语言而披上哲学语言的外衣。数学公式化为宇宙观,仿佛很自然。那么文学呢?
科学和文学也眉来眼去了。办登记,行婚礼,还早得很;但这是阻挡不住的,也包办不了的。当然绝不会是在文学中塞进科学公式和术语,而是用当前发展中的科学的眼光观察人和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这是路线、程序。不能跳跃,跳会栽跟头。文学家不必改行做科学家,也不必兼差当哲学家。
文学家是个“耗散结构”。何谓“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就是不断对外交换,吸收又排除,以保持本身的“稳态”。这不是静态的“平衡”。活人是“耗散结构”,静态平衡是死人。无序转为有序便成“耗散结构”。零乱的事件变成作品。
“协同”即“协力”。各种不同时力相合发出大能量,好比演出一场戏。
“突变”或译“灾变”。是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中间断裂。好比孙悟空从闹天宫到西天取经要经过中断,压在五行山下。
小说、戏剧中充满了这些科学研究对象,只是文学家不觉得。假如用科学语言想而用文学语言讲,岂不妙哉?
吴敬梓写严监生临死时还是个“耗散结构”,要用两根手指作符号发出两根灯草的“信息”。这只有在严监生的“系统”中才能“理解”。他家里人拨去一根灯草,“反馈”生效。严监生发生了“突变”,霎时“中断”,失去“稳态”,达到“平衡”,对外隔绝,封闭起来,死了。
在文学评论中理智和感情都是必要的,在创作中呢?仿佛是理智也侵入得越来越多了。好还是不好?不知道。看来“突变”在文学中只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毕竟是20世纪末年了。
选自《燕口拾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