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首先批判了資产阶级自然科学，揭示出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危机的根源——对“总体”的分割;其次，卢卡奇指出辩证的方法，即总体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科学方法的革命本质;最后，卢卡奇强调，各专门科学无法超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最终唯有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能提供一种综合的可能性，其反科学主义立场得以体现。
关键词：卢卡奇;科学;方法;革命
中图分类号：B 026;B 5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9）04-0372-04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9.04.013
Abstract：In his work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ukács began with the critique of bourgeois science，and revealed the root of the methodological crisis of this “science”—the division of the totality;the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dialectical concept of totality is the revolutionary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finally，he stressed that special sciences cannot go beyond their material substratum，and only the proletarian scientific method can provide a possibility of synthesis，which reflects his position of anti-scientism.
Keywords：Lukács;science;methodology;revolution
卡尔·波普尔曾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一张报纸，必定会在每一版上都看到确证他对历史的解释的证据。”[1]49-50如此的“称赞”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其实并非好事，因为教条的态度会威胁理论的科学性。卢卡奇就不止一次地驳斥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的倾向，他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2]49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总体范畴放在了辩证法的核心位置，他认为，无产阶级科学之所以与资产阶级科学有着决定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具有一种革命的本质。于是，他首先通过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研究，批判了这种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所在。
一、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危机
自然科学一般借助观察、抽象、实验等手段来获得精密、准确的客观事实和规律。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在为它所取得的“事实”辩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有秩序作证明，从而造就它永恒不变的假象。在这种必然的假象之下，社会结构的本质被掩盖，现象的历史性质被破坏，理论和实践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统一。
自然科学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联系。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通常抽象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对精确统计数据的依赖上，这一点体现得再清楚不过。通过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卢卡奇发现，无论是庸俗经济学家还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把资本的积累问题形式化和抽象化了，都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的“公式”奉为圭臬，只研究数据之间的关系，把真正起作用的社会因素抛在脑后。一旦把经济现实放置在脱离社会环境的真空之中，也就意味着它同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诸要素失去了联系，成为个别的孤立的问题。换而言之，只要不把对象放在社会总体中分析，取得的事实就会越来越“孤立”;只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肢解现象，社会就会越来越“物化”。
自然科学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科学的方法预设了一个不“流动”的客体对象，“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2]51。卢卡奇认为，庸俗唯物主义者仅仅停留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上，马克思则吸收了黑格尔从主客体关系来认识辩证法的逻辑，从而抓住了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2]51。伯恩施坦试图消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把辩证法赶出历史领域，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则跟随黑格尔的路子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同样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不加考察地应用自然科学的直观思维，就会导致辩证法重新走向形而上学，正因如此，卢卡奇不遗余力地要把自然清除出历史，并把重心放到对历史过程的总体考察上。
科学产生于社会物质基础，其方法必然会被阶级通过概念而把握，从而成为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仅限于虚假“事实”的实证主义以及“超历史”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是卢卡奇的批判对象。在他那里，一切有关人的现象都是历史的，历史领域也就不存在所谓没有人参与的纯客体间的关系，而那只可能是自然科学思维的产物。“早期卢卡奇绝对地把自然界排除在社会历史之外，把它看成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无关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片面的。”[3]65在这里，卢卡奇为了批判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简单地把自然理解为某种自在的东西，也就把自然和历史简单地对立起来了。
二、无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本质
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数与数的关系来表现“事实”，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遭遇了它的方法论危机。这些“事实”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假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4]90卢卡奇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科学的假的方法破坏了认识的“总体”，从而掩盖了现象的历史性质。因而，对“总体”的分割，才是资产阶级科学的方法论危机的根源。
总体，这个取自黑格尔，被马克思批判地改造的范畴，是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首先，总体是“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2]79。整体对部分具有优先性，它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之间有机联系的统一。比如资产阶级的科学把劳动者的人的特性排除在劳动过程以外，把社会分裂成原子化的个人，从方法论来看都是因为没有把对象看作有机整体。其次，总体是过程中的总体。现象总是并且一定是处在某个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否定了现象的历史性质，也就取消了社会整体的变化，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自然规律般的永恒存在。只有总体的观点，才能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最后，总体即主体。按照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现象，至多得到表面或局部的抽象联系，“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2]81。整个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构成它的诸阶级的问题，这些阶级怎么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怎么看待自身的历史任务，怎么把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等等，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
卢卡奇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辩证的方法，即总体的观点，“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2]79托马斯·库恩曾提出轰动性的“范式”概念。常规科学根据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探索其范围和精确性，随着研究深入，反常大量出现，已有范式遭遇危机，科学革命开始。“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5]5，在非常规时期实现范式的转换，必须打破常规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必然夹杂着理论及其拥护者们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姑且把“范式”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特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卢卡奇所说的“科学中的革命原则”是在强调无产阶级科学方法的革命本质。
资产阶级科学摆脱不了它的“范式”——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必然遭遇其方法论的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现实结构及其生产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资产阶级恰恰认识不到这种本质，因为其方法论“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2]60。要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总体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洞见社会本质的科学方法。只有在总体的方法指导下，对象才不再是虚假的对象，历史才不再是个人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历史的批判，是改正缺失、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它对社会历史的前提进行考察，而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6]526。如果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是打破常规结构，用新体系取而代之，那么卢卡奇所说的科学革命则是要打破物化结构，用总体的方法一以贯之。卢卡奇把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的这种方法作为革命原则的支柱。这是理论的自觉，更是方法的自觉。
三、卢卡奇的反科学主义立场
对那些止步于“公式”、孤立事实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实际上的自然主义，卢卡奇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这显示了他的反科学主义立场。反科学主义并非反科学。卢卡奇在近代主体哲学的框架下，揭示了科学主义的近代形而上学基础，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共谋关系。卢卡奇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2]80
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任何科学都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近代哲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因果法则和逻辑范畴。而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对近代哲学来说一直起着方法论的引导作用。随着近代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并开始独立，它在探寻其范围与精确性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卢卡奇指出：“它（现代科学）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2]175现代科学在方法论上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楚，但这种自我合理化其实是将不可理解的問题从自己领域排除出去。资产阶级哲学则对科学的这一做法不加干涉也不予修正。近代主体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性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卢卡奇认为，近代理性主义和以往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发现人面对的全部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更进一步地，它还“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2]188。人类始终抱有一个形而上学迷梦，体系化的原则加深了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但当其成为普遍适用的形式标准，就会造成一种机械决定论，导致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德国古典哲学即使意识到了现实问题，也仅仅将其局限在纯思想范围，以一种理性的形式主义来认识和把握现象，最终它也和以往的哲学一样，采取了不加批判的形而上学态度。
专门化的科学和对其前提不加考察的哲学，它们在方法论上是无法把握自己领域联通的外部世界及其具体的现实基础的。在它们那里，主体和客体都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卢卡奇进一步强调，这种自我合理化实际上是由“物化”现实造成的。换而言之，各专门科学无法超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它们获得了精确性，保持其“纯粹性”。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等，由于对其产生的物质基础视而不见，放弃了总体的认识，不承认矛盾和对抗，也就否认了现实的本质。卢卡奇似乎主张，科学专门化意味着社会整体性的缺乏。但如今来看，这种科学专门化的现象却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也是哲学应该正视的客观事实，不应该一味地进行否定。
卢卡奇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拒斥对现代科学活动的超历史解释。科学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同时它还极易导致人类对世界的傲慢态度。这种傲慢同样地存在于与过去相决裂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它们“只是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了，以致不允许存在任何性质的独立的东西”[7]168。卢卡奇对于那些对社会物质基础不加触动，自己画地为牢，为阶级秩序辩护的科学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一种暗示：科学有时对自己的有限性一无所知。哲学的视角——总体的观点则是卢卡奇给出的解谜关键。
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像卢卡奇有时表述的那样，是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一种实现整体联系的综合性“科学”，但它本质上仍然是哲学，是历史的批判，是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在历史现阶段，它尚不能成为一门区别于各专门科学的真正的科学。另外，卢卡奇还曾认为，在物化了的世界中，由哲学来完成对专门科学的整体认识似乎是徒劳的，除非“通过内部统一的、哲学的方法从内部把它们加以改造”[2]181-182。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上，这种“范式”颠覆、立场的根本转变实在难以实现，除非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正是无产阶级在方法论上的有效优势，使得他们对现实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有一种清醒的自觉，并在克服矛盾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实践的性质。這其中整个阶级思维方式的转变，即对辩证法的合理运用就显得相当重要，而又不可或缺了。
四、结束语
人类要想跨越现代的雅努斯之门，必须摒弃认识上的极度自我合理化。卢卡奇基于对科学方法论之社会功能的本质理解，为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做出了诊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前途命运。“总体”范畴在方法论上核心地位的确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生命力，纠正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倾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是与生俱来的，其现实地来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一种自觉批判的绝非教条的态度直面现实，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的面貌将愈加清晰，始终处于实践中的人的解放道路也会愈加宽阔。
参考文献：
[1]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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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M].张丽萍，郭贵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编辑：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