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一角
知道和接触“盛档”，始于我20年前在旧书店的一次淘书经历。那天绝对是我的丰收日，而尤让我兴奋的，是淘到了不少我喜欢的史料，其中就有一部上下两册的《甲午中日战争》。回家后细看才发现，这两册《甲午中日战争》史料的封页上，还印有一行字：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即为“之三”，不说之后，至少前面应该还有“之一”、“之二”。我于是初步领略到了“盛档”的丰富！即以我手中的“之三”论，上册收录了盛宣怀档案中原已按日誊录成八册的《电报钞存》，时间始自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止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95年1月29日）。原档中已遗失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三日一册；下册选录了盛宣怀档案中有关甲午战争的函牍、日记、报告及未誊录成册的电报，档案内容包括1894年年初叶志超准备率军赴朝鲜起，至1896年1月湘、淮军复员和收回辽东、山东各地为止。主要内容有：部队调动、饷械供给、前线军情和战况的函电；战略部署和进攻、防守、撤退的指示和请示；各国调停、广岛拒使和马关议和的函电和文件；与各省督抚通消息和商调增援部队的函电；日本海军舰只活动情况的报告和派驻海参崴的情报员李家鏊刺探沙俄动向的报告；与驻欧美公使和在华各洋行洽购兵舰、军械、弹药的函电；战争爆发后增添电报线路和用招商局名义租用外轮的函电等等。
这些内容是怎么形成“盛档”的呢？
原来当时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和总理后路转运事宜，轮船是运送部队、武器弹药和粮饷的工具；电报是当时通讯联络最便捷的方式；总理后路转运事宜是战争爆发后设立的战时职务。甲午战争中方主力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统辖的淮军和北洋海军，而津海关道就是北洋大臣办理外交和军务的主要助手，用李鸿章奏稿上的话说，津海关道“管理直隶中外交涉事件，并新、钞两关税务，以及钤辖海防兵弁”；为了“钤辖海防兵弁”，津海关道兼充“北洋行营翼长”。津海关道又和北洋大臣同驻一地，可经常出入北洋大臣幕中参与各项重要事务，“实掌北洋枢要”。盛宣怀由于兼领上述职务，职事所涉，于是就有了他留给后人的反映这些重要史事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中，有些密电透露了盛宣怀曾多次建议翁同向朝廷请旨，调动非淮系部队，而这些密电实际上都由李鸿章直接授意，它们也反映了李、翁间的微妙关系。至于部队调动和饷械供给的函电，显见是查考甲午战争中部队名称、人数、武器弹药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部队进退日期、地点的可靠资料。淮军将领的私函和前线电报局人员的函电，则反映出部队的纪律和在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其中有些内容可供核对当时各将领向朝廷所作的战况奏报的真实性，或纠正那些根据传闻和虚假奏报所作的错误记载。此外，目击“高升”号被击沉的“飞鲸”号船主瓦连的航海日记，及乘“操江”号被俘的丹麦电匠弥伦斯关于截击、被俘及羁留日本战俘营的亲身经历的函件等，都是有关丰岛海战的此前鲜见披露的重要内容。
我在本文开卷即讲述以上内容，意在和读者一起先来领略一下“盛档”的冰山一角。而盛宣怀档案作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词，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脑际。
日月如梭，岁月递嬗，随着我藏书的积累，阅读量的增加，对于盛宣怀档案也不时会生出一些疑问，如“盛档”究竟有多少？涉及的内容都包括哪些？整理、出版情况又如何？它们又是怎样入藏上海图书馆的？还有，在由中国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评定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为何不见盛宣怀档案？
巨大宝藏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过许多著名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翁同等等，盛宣怀当然也名列其中，而说起他们身后留存档案最多的人，则非盛宣怀莫属。我藏有一部《盛宣怀年谱长编》，据该“长编”编著者夏东元先生估计，就个人档案材料而言，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与朋僚函电稿等档案，数以几十万计；在行家们看来，就盛宣怀个人的奏稿、电稿、函稿、文稿档案，足可编一部2500万字的《盛宣怀全集》，而李鸿章留存的各类档案只有2000万字。
夏先生为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曾有意无意地做了数十年前期准备工作，他说，“我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支持下，于1960年前后近三年间，在约五百万字的‘李鸿章未刊稿’中摘录了不少与盛宣怀有关的资料卡片（‘文革’中被抄家损失的于‘文革’后重新摘抄）；又于70年代中后期到1983年七八年间，在盛宣怀档案资料中抄录了更多的盛宣怀资料卡片。”据知，1975年，当时上海的市委写作班子曾组织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计178633件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也是我国解放以后，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盛宣怀档案第一次有规模的整理。而此前，即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其后人和幕僚即整理过盛宣怀生前遗留物，包括一系列档案。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氏后人和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1939年拿出了此次整理的成果——出版《愚斋存稿》100卷，计180万字。以后又陆续增补，最终成书共112卷。里面共收录了1896～1911年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章程、合同等则一概不录。由是可知，皇皇巨著《愚斋存稿》只收盛宣怀的“手稿”，他人致盛氏的信件、电报均未收入，后者和其他盛宣怀档案一起，藏于张元济于1939年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张元济后以主持商务印书馆享有盛名。“张元济与盛宣怀相识多年，1899年，盛宣怀邀请他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译书事宜。1926年，盛宣怀去世10年之后，张元济多番努力建成占地2600平方米、拥有一幢漂亮大楼的‘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个地标。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件中遭焚，张元济又于1939年创办‘合众图书馆’。‘合众’成立伊始，得到诸多文化界人士捐献的藏书。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受捐的图书已经达到22万册，一些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图书馆之所藏——其中就有盛宣怀后人捐出的煌煌巨制‘盛宣怀档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53年6月18日，经张元济、陈叔通倡议，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并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同年，该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也随之进入‘上图’。” （见《新民周刊》2007年第21期宋伟、汪伟文）另外还须一提的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会主席的钮永建曾提出清理和没收盛氏侵吞的公产。在收回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的同时，也将盛宣怀私人档案馆——愚斋藏书楼列于其中。所幸没收的所有档案资料悉数存放于张元济、顾廷龙等创办的合众图书馆，直至最后进入上海图书馆。
“盛档”既形成于盛宣怀之手，那么接下来理应说说盛宣怀其人，这庶几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盛档”。
盛宣怀生于1844年，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就在他出生前两年，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也是在这一年，魏源在林则徐于1840年组织人力编成的《四洲志》基础上，辑著成《海国图志》，盛宣怀的出生和成长可见正适逢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际。盛宣怀十八九岁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标志已完全凸显出来。《盛宣怀年谱长编》记载，1861年盛宣怀18岁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洋务运动开始。”第二年，也即盛宣怀19岁时，“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上海洋炮局，洋技师马格里负责技术指导。”又过一年，“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这些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对青年盛宣怀洋务思想的形成，应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时因太平军起事，盛宣怀先随祖父盛隆避居盐城，后又转辗来到时任湖北粮道的父亲盛康身边。而盛宣怀待得较长的居处当数常州鲜鱼巷盛宅，他在这里读书、应试、娶妻生子，直到1870年他27岁时，终于进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幕府充任幕僚。这是“影响和关系到盛宣怀一生行程、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性变化”。（《盛宣怀年谱长编》P9）关于盛宣怀进入李鸿章幕府的情况，《盛宣怀年谱长编》1871年4月11日有如下记载：“李鸿章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受命率部前往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以‘帷幄需才’广事招徕。多年与李鸿章共事如协助李氏镇压太平军等事的无锡人杨宗濂，向与盛家有交往，乃将盛宣怀推荐给李鸿章。李氏夙与盛康有‘雅故’之谊，一见这位世侄，颇为‘器赏’，即派行营内文案（即机要秘书）兼充营务处会办，随淮军前往陕西‘剿回’前线。既需草拟文稿，也参与一些军事工作，途中随侍李鸿章左右。”（P10）之后，随着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被清廷任为直隶总督，陕西军务由刘铭传督办。为了加强陕西淮军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淮军营务事宜，故委派盛宣怀以此职。这就给了盛宣怀去沿海津沪购买新式军用装备，有了与上海、天津等地外国洋行较为广泛的交往、接触洋务的机会，其办洋务自此始。而盛宣怀办洋务确实也不同凡响，正是从大量盛宣怀档案的实证中，夏东元先生概括盛宣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般成绩，如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10年办成私人性质的上海图书馆……这些成就足可彪炳史册。但就这些事业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就决定了其形成的档案定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何况加之盛宣怀本人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档案意识。我的朋友，《新民周刊》高级记者陆幸生曾说起，他在采访历史学家熊月之时，熊先生对他说过，盛宣怀一生办了那么多企业，跟那么多人交往，留下了那么多档案，近代史上的名人很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很重要，但保留下来的档案不像“盛档”那么丰富。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盛档”中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对此，陆幸生举了熊先生和他讲述的关于近代学者王韬的一则故事。那则故事说，王韬一次想刻书，却苦于无钱，便写信给盛宣怀，述说了自己的情况。盛宣怀于是让王韬在自己的企业里挂个名，以让他领一份工资，这样他就有钱写书刻书。那时刻书类似于今天的自费出书。所以这行为于今看来，颇有点类似“签约作家”，只是王韬不是和哪家团体，而是和盛宣怀个人“签约”——当然是无形的。据熊先生说，王韬的这份信件他曾经见过，盛宣怀给了王韬500两银子，让后者去刻书。可是没过几个月，王韬又写信给盛宣怀，说真不好意思，你上次给我的银子，不幸被一个很要好的妓女骗走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厚得脸，再向盛宣怀开口。他知道这样不好，为了做一点补偿答谢，他特地为盛宣怀物色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想让盛宣怀收她做妾。
这样的材料在其他正史当中确实没有记载，从中似乎也可看出王韬的风流一面。他不仅自己涉足风月场所，居然还做“皮条客”。当然，我更看重的是熊先生说的这样一番话：“看了这些材料，就知道文人与官场的生态。这些细节没有，就没有有个性的东西，历史就不生动。‘盛档’里有大量这样的东西。常有什么人写信来，请他安排什么人，盛宣怀有的安排得了，有的安排不了，都有书信来往。这些人和盛宣怀本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安排是为了营建一个关系网——和现在的社会对照看，真是越看越像。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熊先生还说，“盛宣怀档案涉及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企业，对研究近代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宝藏。开发出来，很多题目都要重写。”（见《新民周刊》2007年第21期陆幸生文）
当然，盛宣怀档案中更多的是人们尚不及见的大量珍贵内容。通过盛宣怀档案，可以让人们领略细节，而细节的真实，可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印证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反映历史的真实。
档案经典
应该说，盛宣怀档案的价值还在于它们能对近代史上的诸多事件，尤其是盛宣怀参与其间的一些重大史事，进一步提供了揭秘真相的可能性。暂且不论盛宣怀参与其中的洋务运动本身，举凡“东南互保”、“保路运动”等等，都曾给盛宣怀带来许多非议。而这些事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确实也有着太多的“可看性”（或称“可议性”）。即以“东南互保”来说，当时清政府已经在北方对八国宣战了，而南方官员却丝毫没有响应，按兵不动，北方打北方的，我南方就是不打——此性质究竟如何认识、评价，是不是属于“叛国”？作为“东南互保”核心人物的盛宣怀，理由也很充分：东南不打，正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考虑的，明知打不过人家，就应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图后起！事实也果如盛宣怀他们所分析的，清政府宣战的结果酿成了中国半壁江山——北方的大乱，不妨试想，如非当时遵循“东南互保”，战火极可能会燃至长江一带，那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半壁江山尚不堪对付，更何谈对付势必会搅得一片大乱的整个中国局势！而最后遭殃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老百姓。想想也够后怕的。
再如“保路运动”。很显然，诚如有识之士曾经指出的，经济排外主义所高扬的道义理念，不幸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后者以“爱国”为标榜，来抵制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建造铁路的国策，这些地方势力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冠冕堂皇地以此来维护地方分利集团的利益。
我在前文曾经提到，我多年淘书，关于盛宣怀的资料颇有收获，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以外，后来又淘到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两部资料，它们分属“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之七”。上海机器织布局系上海纺织工业的发端，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初创于1876年，起初的创办者均因招股未成而失败。后经郑观应、龚寿图、经元善等历任总办的十年艰辛努力，始于1890年建成于上海杨树浦，并享有十年专利和减免税厘的特权，不料投产经营三年后因清花车间火灾而遭焚毁。1894年，盛宣怀奉委规复，在旧址上创建华盛纺织总厂。“之六”收录的就是有关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它的后身华盛纺织总厂各类书信、电报、奏稿、文札等近700件，时间大体从光绪二年八月（1876年3月）至民国三年六月（1914年8月）。这些内容真实地记录了企业创办经过、筹资的渠道及管理制度特点，深刻地揭示了企业内部种种复杂的官商关系以及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纠葛，展现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曲折与反复，从而展现了上海织布局产生、发展、演化的过程。但就从这一部资料汇集便可发现，蔚为大观的盛宣怀档案全部整理完成，并汇辑出版，对于研究盛宣怀，并进而研究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和近代历史，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也唯其如此，所以多年来，许多人和相关部门一直在为此努力着。《愚斋存稿》的问世是一个证明；而1960年，由夏东元先生主持抄录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更是重要成果之一。
档案编目整理是个繁杂的工作，当年参与“盛档”编目整理的王宏曾回忆道，“一件的概念是指一份档案，比如说一封书信、一份奏稿、一件公牍、一本账票……我们通过对档案的阅读，用一张档案卡片描述出这份档案的信息，包括：题名、责任者、文件类型、版本、主题词等，并进行编号，将已经录下信息的档案装入印有编号的档案袋，一件档案就算完成了。”关于盛宣怀档案，著名学者王元化也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盛宣怀档案的价值，是其他档案不可比的。其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 （见《新民周刊》2007年第21期宋伟、汪伟文及陆幸生文）
应该述说一下盛宣怀本人的档案意识了。
我时常骑车经过上海长征医院，但自从知道这座医院的原址上曾经建有盛宣怀私人档案馆——“愚斋藏书楼”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朝它多看上一眼，潜意识中，似乎想从中领悟到一些曾经浸淫于其间的档案气息。据知盛宣怀喜欢亲自整理档案，比如日记、书信与手稿。而从盛宣怀父亲盛康起，父子二人便十分注重个人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尤其是盛宣怀，他精细到每一封书信，每一笔钱款，每一次活动，都会记录在案，加上陆续购置的大量珍贵书籍，天长日久，量越来越多，盛宣怀觉得需要给它们一个恒定的居所了，于是它们便被从其他盛宅迁移定居到了“愚斋藏书楼”。想起盛宣怀号“愚斋”，且以此号命名他的私人档案馆，倒再真切不过地凸显出了他的聪明和过人之处——真可谓大智若愚！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如此丰富且重要的“盛档”，之所以目前尚没能登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不是因了“盛档”的归属（或管理单位）既不是文物部门（近代历史档案一般都兼有文物属性），也不是档案部门，因此使它未能纳入申报渠道？或者就是鉴于“盛档”的太过丰富，有待整理到相当程度后再行考虑？无论如何，我相信“盛档”作为档案经典，它的珍藏价值和整理问世的意义，将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认识，并受用不尽！
2006年上半年，上海社科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图书馆共同提出联合上海出版界、文献界的力量，成立盛宣怀档案编纂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据知，我在写作本文时，这一编纂委员会和研究中心业已成立。因此是否可以说，盛档向世人公开已指日可待！而由盛档的整理出版，也一下子使我想起了我国眼下正由权威专家领衔在着手进行的清史编纂工作这项文化工程。盛档无疑也属于整个清史历史文化范畴，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盛档的整理出版，对国家工程清史的编纂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弘扬光大和抢救建设我国历史档案文化，也具有深远意义。?笮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200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