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才出版的《中共创始人访谈录》
2013年第一天，在严寒中惊闻噩耗，王来棣先生已于2012年的最后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她的先生、著名科学史家及理论家许良英先生已在海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躺了十几天（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编者）。
自从1996年夏天起，我曾无数次去许先生和王先生家拜访。2009年春夏间的一次探访，当时正值“五四”90周年前后，她是长期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我问起，在她看来，五四运动主要受什么影响？她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6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事后想起来，这样说不对——
“五四”一般指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为起点，主要是受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刺激，陈独秀等从国外回来不久，接受西方文艺复兴、民主启蒙的影响，他在《青年》创刊号上就向中国人介绍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人权”和“科学”（后来“人权”扩大为“民主”），反对帝制复辟，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提倡解放思想，做自己、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我说的十月革命影响，指的是1918—1920年间新文化运动从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转为“走俄国人的路”，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因此夭折，变了质。特此更正。
展读王先生的信，那份认真，令我感动。自从几年前得病、做过手术之后，她的记忆力已大大减退，读书会头痛，但是生活还能自理。2012年1月初我去两位先生家，那天许先生在301医院住院，我和王先生闲话家常，聊起她的家乡，她的爷爷，她少女时代在家乡的一些事。
她于1926年生在地处浙江南部的平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我曾听她说，她爷爷当年买下南麂列岛（1990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率先开发。读了她怀念爷爷的文章，才知他爷爷王理孚先生1909年在浙江谘议局选举中当选为议员，辛亥革命后担任浙江都督汤寿潜的秘书，曾做过鄞县知事，1917年辞官回乡，以张謇为楷模，不仅开发荒岛，而且在家乡鳌江镇上兴办教育、实业，授意她父亲王文川先生开设王广源商号，相继开辟了鳌江到上海等地的航线，小小的鳌江出现了银行、电报局、电话局、电灯厂和医院等，昔日的渔村成为浙南一个繁华的现代市镇，与他们父子的贡献不无关系。可惜他们的家和他们的企业都在抗战中毁于日寇之手。
她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39年考入温州永嘉中学，在校期间就显示了才华和理想，曾与琦君、林翘翘等师生一同参加话剧表演，她是话剧团副团长，出演过《茶花女》《北京人》《雷雨》等话剧。她还是学校“霜叶红于二月花”诗社的主要成员。抗战后考入浙大史地系，1949年毕业。大约2005年她跟我谈起竺可桢校长，在她眼里，竺可桢不大会说话，却是一位可敬的校长，她说：“在我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她印象最深的是竺可桢对于子三及学生运动（于子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7年5月在中共浙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杭州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游行示威，成为学运领袖，10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被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时年23岁，时称“于子三事件”）的态度，她当时就听过校长一次讲话，非常感动。在浙大，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还担任过浙大的总支委员。正是在浙大，她与当时物理系的助教、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先生相识、相爱，并结为伴侣，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就紧紧结合在一起。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发生，许良英先生本来没有“右派”言论，那时他是一个一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党员，但他想不通为什么突然要搞反右斗争，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明明是党鼓励大家提意见，却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他要起来“维护真理和党的利益”。他因为反对反右而落入网罗，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1958年3月1日，给他的处理是保留公职、“发配”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他想不通，结果选择了当时几乎就是绝路的自谋生路。当他回到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来棣先生哭了，当时她已快分娩，一连哭了几个晚上，结果孩子被哭死在肚子里。她却还是谅解许先生，给他了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使他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结果以同情右派丈夫的“罪名”被株连，开除党籍，还取消了研究党史的资格。
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从事研究工作，奉命研究中共建党史（附带搞清楚无政府主义对建党的影响）。从1956年5月起，她在一年当中采访了30多位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包括李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冯白驹、邓颖超、刘清扬、陈望道、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沈雁冰、杨之华、丁玲、刘仁静、萧三等，已列入1957年下半年采访计划的有董必武、李维汉、李富春、谭平山等。采访被迫中止，采访记录和收集的文字资料全部交公。如果光是看这个名单，这些口述史料的珍贵也可以想见。他们的口述有细节，不回避，生动而丰富，比如很多受访者直言最初信的是无政府主义，并不理解马列主义到底是什么。她最初做这个工作，只是奉命而行，并没有意识到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当时大陆学界还没有口述史这个概念，实际上她就是口述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尽管不是自觉的。她整理的大部分的访谈记录稿都经过了受访者本人亲自审阅、校正，经过修改特别删改过的那些地方，有的就是因为怕触犯领袖权威。她回忆当年采访时，受访者往往比较轻松，实话实说，能够坦诚都说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感受，一旦形成文字就难免有所顾虑。林伯渠在原始记录稿上做了很大的改动，几乎删掉了三分之二。
屡经曲折，李达、徐特立、罗章龙、张申府、包惠僧、刘仁静等人的记录或被烧毁，或丢失了，幸存下来的26篇口述记录（50年后才编成《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一书，在香港出版），当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关乎这个日后将影响整个中国命运的革命党的历史起源，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口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在该书的后记《关于“走俄国人的路”的思考》里面，她特别提到这26位受访者中有很多人在“反右”和“文革”中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他们最初踏上这条路时万万想不到的，历史竟然如此残酷。1958年4月，许先生决定回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务农，临行前跟她说：“等我五年，我一定带着当地组织好的鉴定来见你！”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论等多少年！相信你回故乡后表现一定是好的，因为依你的性格，凡是你思想不通的事，很难强加于你；凡是你思想通的，你一定积极拼命干。回故乡是你自己想到的，肯定会有好结果。”
这一别近20年。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责任。1970年，她的长子许成钢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关押。她在北京忧心如焚，很多年后，许成钢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所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主要的精神支柱。
1957年大难临头时，她是丈夫许良英先生唯一的安慰，上世纪70年代的文革黑暗当中，她又成为儿子许成钢唯一的精神支柱。一个外表纤弱的女子，在患难与逼迫中成全了两代知识分子（许成钢日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战胜的力量，她是柔弱的，朴实的，纯真的，却有着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品质，不仅是她的正直，还有她身上处处流露出的文明和教养，她的家庭和民国教育所赋予她的那些品质。晚年的她似乎永远都是那样平静，我见到她以来，她从来都是波澜不惊的样子，说话从来慢声细语，即使对现实的犀利批评也出以文雅的表述，那是因为她经历过太多风雨，已不会被任何险恶所撼动。
未完成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
当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重读台湾学者吕芳上的学术著作《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关于1919到1929年的学运史研究。王先生和许先生夫妇在上世纪4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经受洗礼，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运，背后有中共地下党若隐若现的手，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代知识青年抛洒青春、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反对国民党的洪流，他们以为从此告别了黑暗的旧中国，迎来的将是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那年许先生29岁，王先生23岁。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漫长的炼狱之路。当70年代末，许先生回到中国科学院，他已经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作过反思，并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王先生那时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到这方面来，陆续发表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论希腊民主制》、《中国人接受人权概念的艰难历程》等有分量的论文，特别是晚年的一篇关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的文章受到学界关注。她收集了《毛泽东选集》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最初发表、转载的多个版本，发现收入选集时删节了将近一半，变得面目全非了。原文把“反动派知识阶级”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则被归入“中产阶级”，“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也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选集虽删除了这些文字，但其对待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并没有改变。所以，她从挖掘这一文献入手，解剖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带给整个民族的灾难，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文革”。
王先生一向低调、谦和，不事张扬，她一直默默地站在许良英先生的后面，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为。其实她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上有建树，而且在80年代以来，她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跟许先生站在一起，参与了许多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争民主、争人权的行动，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
从1988年起，他们夫妇决心写一本《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从古希腊写到中国，由她执笔的希腊部分、中国部分早已完稿，许先生负责的部分从罗马、荷兰、英国、美国到法国民主演变的历史，因为工程浩大，法国部分尚未完成，理论探讨部分也未完成。
这本书稿计划分三编，第一编《民主在西方的历程》，包括雅典、罗马、文艺复兴、荷兰共和国、英国两次民主革命、议会民主制的形成、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民主制的创立和发展、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第一章《希腊雅典的民主制》主要由她负责（许先生也参与了）从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雅典民主制的演变到雅典民主制的内容和特点，以及民主制度对雅典社会的影响，斯巴达与雅典的比较等，对持续了256年的雅典民主制追根溯源，论证非常翔实。尤其值得一提是，他们没有回避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而是用事实说明，雅典人虽然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却还没有形成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建立民主制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比如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到一切领域，造成了驱逐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事件，甚至处死苏格拉底这样的悲剧；比如只有城邦自由民中的男性才享有公民权，妇女、外邦人被排除在外，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共分五章，王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这个部分当然由她执笔，第一章《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第二章《19世纪40—9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第三章《戊戌变法与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章《孙中山的民主观》，第五章《“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夭折》，特别是后面两章，不仅是她长期研究的结果，也融入了他们一生的经历、亲身的人生体验。她认真梳理了孙中山民主观的演变的四个阶段，以及对人权、自由、平等的看法，发现其中“往往自相矛盾，或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她指出孙中山民主观混乱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对革命失败原因总结的错误，“革命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并不是由于党员自由平等思想太多，而恰恰是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民主自由的真正含义缺乏认识”，孙中山却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对于“五四”启蒙运动的夭折，学界长期以来都比较认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她却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流本身发生了变化，从主张民主走向了否定民主，导致启蒙的夭折，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陈独秀，从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起，在多篇文章中都以阶级斗争否定民主，将民主看作“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治底诡计”，也就是说启蒙者自己扼杀了启蒙运动。她分析陈独秀转向否定民主的原因，发现他无论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排斥异己的问题，他身上有一种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所以能够轻率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否定民主，是因为他们对民族的理论和历史理解不深，整个五四时期，没有一篇系统介绍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文章。偶有涉及，也常夹杂着误解。他们往往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代表。”她指出，“五四”前后陈独秀只有一篇短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论及民主、人权思想的历史渊源，其中有不少问题，不仅是对西方文明史的观点有误，事实上也有错误。可见当时他对民主的认识十分肤浅，而当时“五四”的启蒙者中无人撰文指正。直到晚年，经历政治上的严重挫折，尝尽种种痛苦之后，他从噩梦中醒来，冷静反思，对民主才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尽管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思想痕迹，给民主贴上了阶级的标签。
第三编《理论的探讨》尚未完成。从他们夫妇决心合力研究民主的来龙去脉迄今，已过去了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耗去了他们晚年的主要精力。她在论陈独秀的最后说，“他30—40年代关于民主问题的新见解，成为禁品，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未能在思想界激起应有的浪花。他发动的民主启蒙运动，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仍远未完成任务。”他们自称，整个研究、写作的漫长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启蒙的过程。
李慎之先生生前很佩服他们下大决心，愿意费这么大的精力、时间去做这件事。如今书还未成，王先生却已先走了。王先生在风雨跌宕的中国默默地耗尽了一生，但她的内心却如磐石般的笃定。
（作者为独立学者）
（责任编辑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