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桢先生作为民国时期较早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教育者，曾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多年，抗战初参加"伤兵医院"的社会服务，后到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任社会工作室主任，又至华西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社会行政系任教，期间撰文宣传医院社会工作，译介西方最新专业书籍，并初步探索了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改革开放后，吴桢担任江苏省社会学会会长，重视社会学研究的应用价值，积极研究当代犯罪社会问题，最早系统宣讲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重建和专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吴桢 北平协和医院 医院社会工作 心理卫生 应用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虽残不废：抗战胜利后的伤残康复社会工作研究”（王春霞主持，编号为M18JC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春霞（1975-），女，山西运城人，浙江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工作史。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8）03-0011-10
吴桢（1911-2003年），江苏仪征人，1933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毕业；1934-1941年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监督员；1941-1944年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社会工作室主任兼沙磁卫生实验区社会工作室主任；1944-1949年历任成都华西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福利行政系副教授、教授。①20世纪上半叶，吴桢除了发表系列文章宣传社会工作专业，译介西方最新的专业书籍以推进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还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道路。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初期，吴桢先生担任江苏省社会学会会长，积极研究当代犯罪社会问题，宣传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重建和专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关于吴桢先生的专门研究几乎阙如，②本文通过考察其各时期的主要经历，系统研究他对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做出的贡献。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给予我国社会工作的先驱者应有的重视和历史评价，而且可以见微知著，从个体的角度观照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及面相。
一、 民国时期对医院社会工作的贡献
（一） 入职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吴桢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亲曾于清末年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因参加辛亥革命建功，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任职。吴桢年幼时即天资聪明，多才多艺，1928-1929年曾进入上海美专专攻绘画，毕业后又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①1933年吴桢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上海的一年中并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②于是到北平找其大哥吴铎帮忙。吴铎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副研究员，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对象分析的论文。③吴桢读后很感兴趣，遂自荐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申请工作。成立于1921年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我国最早的医院社会工作部门，自1931年开始招收社会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以提升服务水平。④该部主任浦爱德女士和副主任于汝麒女士了解到吴桢曾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过个案工作，而且授课老师是钱振亚教授时，便让吴桢拟了一份个案史的提纲，阅后就录用他了。实际上，吴桢去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求职时仍抱着试探的心态，当时他正在中国旅行剧团客串《梅罗香》剧中的角色马子英，1934年下半年演出结束，剧团南下，吴桢又面临择业问题。可见，吴桢与同时代的大学生一样在就业时面临着职位不足的困局，⑤何况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岗位在中国更加稀少。
吴桢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一直工作到1941年，专业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升。他回忆说：“我在社会部工作的六年中，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它在培养教育社工人员方面抓得很紧，很得力。社会部安排社工人员定期听生理学、解剖学等医学院的基础课。社会部每周举行一次个案分析讨论会，每个社工人员都要上讲台介绍自己的一个有深度的个案。然后由大家进行讨论，提出各自的意见与建议。”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吴桢升任为社会服务部的监督员，除了独立开展个案服务外，还负责辅导初级社工人员和学员工作。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吴桢在抗战初期到“北平红十字会医院”为伤兵服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23日二十九军撤离八宝山、宛平，北平全部沦陷。北平协和医院配合红十字会派车出城，接回约三百名二十九军及通州第一保安大队抗战负伤的士兵转移至陆军卫戍医院，与原有病员二百余人合并在一处。红十字会与北平协和医院合作为之成立“北平红十字会医院”，或称“伤兵医院”。医院的实际工作由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副主任于汝麒负责，吴桢做助手。日伪军宪对医院的控制很严，除要求每周报告伤病员的人数外，还不时派便衣警宪来巡视。为了掩护病员，吴桢把病人床头挂的登记卡“诊断”栏上原来填的“GSW”（即枪伤Gunshot wound）改为一般的外科诊断。在伤兵医院持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桢和于汝麒为遣送和安置伤员做了大量工作：送到北平市救济院收容的残疾伤兵约50人；与家属联系，遣送还乡的约150余人；辅助留在北平做小生意、拉车、修理洋伞、修理自行车等工作的约100人；还将50多人分批秘密输送到郊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中继续抗日。最后，500余名伤兵中没有一人被交给日军服劳役、作俘虏，也没有出现一个出卖医院秘密的汉奸。①1939年初伤兵医院的工作结束，吴桢和于汝麒又回到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但是，1941年下半年一个曾受吴桢帮助的伤兵不慎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吴桢也被怀疑，于汝麒建议他立即辞去社会服务部工作暂避。吴桢便离开协和医院，辗转上海、江西大瘐，于12月到达重庆。②
（二） 宣传医院社会工作的功能与方法
民国时期的医院社会工作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为开端，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虽然已有各类医院开设社会服务部，③但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医院或停办或内迁，“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医务社会工作而言损失无疑是惨重的。”④医院社会工作事业自然也不为广大民众所熟悉，急需要对之进行宣传。1941年《西风》杂志以“我的职业生涯”为题征文，吴桢所写的《社会工作员——我的职业生涯》一文被刊载。⑤在文中，吴桢慨叹世人对“社会工作员”的生疏，于是首先介绍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及培养教育现状。他介绍社会工作者在美国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地位，“我们这一行，在进步的国家中，很有些地位。在办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等等其他社会工作或社会调查中，都以我们这一类人作主脑人物。即在医院中，我们也是与大夫、护士成为鼎足而三的一个重要职业。”吴桢还强调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不易，列举了美国大学中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读过家庭个案工作、社会统计、儿童福利、医务社会工作、精神病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发展史、社会保险、社会组织与法律、劳工问题、贫穷问题、社会行政及其它理论课程；（二）有相当时期的实地工作；（三）有调查或研究的工作。接着，吴桢介绍了医院社会工作的功用，“我们在医院里的工作，……是利用个案方法尽力使受助人不但能恢复健康，而且要他们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到他原有的社会地位。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物真是五花八门，上及达官显宦，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兼收并蓄，包罗净尽。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则不仅是生理上发生了病痛，而且同时在心理上物质上又发生了困难。他们不但被病魔侵袭，而且被复杂的社会问题及心理的问题错综地织成的网，团团地缠绕着。这些人决不是医生的一针一药所能解救的。” 為了说明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区别，吴桢通过解释医院社会工作的方法程序，进而得出 “慈善工作往往是不科学的，反之，社会工作是科学的”的结论。
不久，吴桢又在《西风》杂志上发表《个案工作的技巧》⑥一文，详细介绍了个案工作的调查、分析情报、诊断、计划和实践计划五个步骤的操作技巧。当然，吴桢的介绍并非照本宣科，而是融入了他多年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比如在调查谈话环节，吴桢就强调了社会工作员的衣着、打扮和工作环境布置的中国特色。他写道：“你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一位工作员穿着鲜艳的时装，面对着一个乡下佬谈话，她的手指甲上涂上了鲜红色，或银灰色的蔻丹，她的桌上再放一盆点着电灯的热带鱼，那乡下佬是决不会专心跟她谈话的。”在制订计划环节，吴桢提出若要使计划更好地实行，就应该让案主自己做计划：“在这时候，工作员必须忍耐，最好是用暗示的方法，使案主自动地自己计划出一个计划，那么，案主一定会很愉快地去实行，而收到更圆满的结果。”在计划实践阶段，吴桢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观察，发现了这一阶段的实际问题。他说：“很奇怪的事是有许多工作员到了这一步时，对于他的案主失了兴趣，因为他已然彻底地明了他的案主；换句话说，他已然满足了他对于案主的好奇心；同时他又已写成了一篇洋洋数千言或竟是数万、数十万言的一篇报告，并且还写了一个很美丽的计划，于是他十分满足了，对于这计划的实践，毫不感觉兴趣，甚而对于他的案主厌倦起来了。”这一现象实际上暴露了当时一些医院社会工作人员职业伦理的欠缺，有研究者在考察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个案记录档案后也认为“许多个案访谈是敷衍的”。①面对这一问题，吴桢强调：“这时工作员必须打起精神，把他所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实行起来，并且要不时地随访（follow up）他的案主，最好是规定好了每隔两个月，半年，或一年去随访。”吴桢非常重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或者说价值观念。他认为“做个成功的个案工作员，皮毛的技巧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远在技巧以上他对于他的职业的热诚，是他对于人类服务的坚强的意志，还有他对于他本行的学识方面的不断的努力与进取。”“一个人——无论什么人——如果能习得这种技巧，不但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而且能察言观色，鉴别是非；更宝贵的是他学得了忍耐，同情……等等美德”。吴桢的这些本土化的经验和认识，即使在当下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三） 译介西方医院社会工作专著
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传自西方，因而翻译介绍西方的最新理念、理论和操作技术是一条提升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吴桢也很关注西方医院社会工作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积极将之译介到国内。1939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乔治·C·鲁宾逊②（George Canby Robinson）出版专著《病人作为一个人：疾病的社会方面研究》。③书中通过对来自霍普金斯医院附近公共卫生东区的共174名病人的会谈资料分析认为，疾病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的，告诫医学界不能以“科学的满足”取代“人类的满足”，要求医生“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疗”。④该书内容共分九章，除了前两章介绍研究主题、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外，第三章至第八章分科介绍了不同科别病人的不幸的社会环境与疾病的关系，其中大部分是描写穷人的痛苦和悲惨，以展示“医药的社会成分”。1941年吴桢以《病人也是人》为题发表文章对该书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述。有意思的是，吴桢在文章中只列出了第三至八章的标题，而把译介的重心放在第九章上，篇幅几乎占到全文的三分之二，因为该章除了强调医生必须把病人当作“人”整体地加以研究，而且“为社会工作者张目”，主张医生应重视与医院社会工作者的合作，如同与“饮食专家，试验室的技师的合作”。⑤由于医院的医师很少能够参与现代医院这种更加新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因此这些重要的责任已经转移到一个专门的非医学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鲁宾逊主张在医院设立一个专门的涵盖疾病的社会各方面的部门，这一部门应该开设在临床部门的旁边以便于合作。可见，吴桢介绍该书的目的仍是为了突出医院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和功能。
二、 民国晚期对精神（心理）健康社会工作的贡献
（一） 从中央卫生实验院到大学社会学系
到重庆后，吴桢先是在资源委员会惠工股任股长、研究员，不久转到中央卫生实验院任社会工作室主任。中央卫生实验院由卫生署1941年4月在重庆歌乐山建立，是当时国家最高医药研究机构。吴桢之所以能担任社会工作室主任，与心理学专家丁瓒①有直接的关系。实验院下设心理组，该组的心理卫生咨询处为战时遭受心理损害的社会民众提供服务。主持心理组的丁瓒②非常重视社会工作的作用，他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怎样开始心理卫生工作》的演讲，提出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界的合作，因而在实验院里设有社会工作人员训练中心。③丁瓒力邀吴桢到中央卫生实验院负责社会工作室的工作，并培训社会工作人员。④1943年教育部颁发实行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咨询办法》（教育部高字第四四二六号）对社会工作作了规定，强调在咨询者同意的情况下，社会工作人员可对咨询者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学校、职业进行社会调查。当时中央卫生实验院设有两个卫生实验区：一个设在重庆的沙坪坝和磁器口地区，称沙磁卫生实验区，主要工作是结核病防治；另一个是壁山卫生实验区，是与壁山县医院合作在农村推行新法接生和预防流行性疾病。⑤吴桢具体负责沙磁卫生实验区的社会工作，还协助璧山卫生实验区和中央医院成立了社会工作室，并兼职中央护士学校、璧山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学工作，讲授《个案工作》。⑥
1944年起吴桢开始脱离社会工作实务工作，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1944-1945年吴桢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1946-1947年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家名义，赴美国考察社会工作，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应用社会科学院学习；1947年受聘南京金陵大学社会行政福利系副教授，举家迁往南京，1949年4月升任教授。⑦
（二） 对精神（心理）健康社会工作的贡献
此一时期吴桢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一方面，从20世纪开始精神医学由治疗走向预防，心理卫生学应时而生。1908年，在美国人比尔斯（Clifford W. Beers）的倡议下，世界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成立，参加者有教授、精神病学家、牧师、律师、审判官、社会工作者等，各专业人士开始协作克服人类的心理疾病。⑧吴桢在负责中央卫生实验院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中心时，有心理专家讲授心理卫生课程。⑨吴桢曾经的同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汤铭新教授自1943年起开始与精神病医师、心理学专家合作开办儿童行为指导所，旨在预防儿童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⑩这些无疑都影响着吴桢对心理卫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吴桢赴美考察社会工作期间，强烈地感受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工作重视心理学的新特点。他后来回忆说：“这时期的社会工作者都必须学心理学，他们对案主的调查着重于案主的感情与感觉……不过，也要看到，心理因素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医药社会工作、精神病社会工作不必说了，像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青少年犯罪、儿童行为问题等等，个案工作确实也离不开与心理学者的合作，运用智力测验、心理测验、特殊才能测验等等，都对做好社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①在此背景下，吴桢于1948年10月翻译出版了美国心理卫生专家普莱斯顿（George H. Preston）1943年初版的《心理卫生十二讲》（The Substance of Mental Health）一书。②该书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儿童的心理成长方面，探讨了儿童怎样在家庭中成长、怎样学会服从、怎样学习人情世故，应受到怎样的性教育等方面，继而提出心理卫生的“培植和构造”。1948年4月《儿童与社会》杂志创刊，吴桢担任编委，同时将《心理卫生十二讲》译著中的两章摘录刊登于该刊。③上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心理卫生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内有关著述“尚如凤毛麟角”。④因此，《心理衛生十二讲》译著的出版，既为当时兴起的儿童行为指导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宣传。该著作出版后十分畅销，次年4月即行再版。
1949年，吴桢接着翻译了F.A.Carmichael的《精神病护理学》一书，此书也很快于1951年再版。⑤
三、 民国末期对本土化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考
吴桢一方面翻译和介绍国外医务社会工作相关著作，另一方面也对近代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现实路径进行了思考。虽然吴桢一直主张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但这种态度在1948年发生了大的转变。在《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制度抑社会运动》一文开篇便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坦白承认，中国的社会工作界受美国社会工作界的影响很深。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工作界的领导人物多半是由美国学成归来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但是两国的社会背景毕竟不同，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工作学者的见解，有检讨的必要。”⑥通过对美国社会工作四五十年发展史的回顾，吴桢发现其社会工作范围日益缩小，诸如社会研究、社会预防及教育、社會改革均被删减了。美国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只是对其社会制度的一种补充，因为美国作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富甲全球，各种福利制度已较完备。社会工作只是服务“被遗忘或被忽略”的少数人，因此社会立法、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也就不再需要社会工作者去做了。反观国内现状，吴桢认为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国内“像样的社会工作的活动在中国实在不多”，却存在着许多热心的非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的社会服务活动。吴桢反问道：“难道把这许多不合标准的活动停止了吗？难道把多数没有留过学，没有进过社会工作研究院，没有在大学读过社会工作学程，或没有受到任何社会工作正式教育，而实地在社会福利机关服务的工作员的资格都与以否认吗？难道我们对于不合标准，没有适当的物质设备的机关，都取一种冷淡的态度，听其自生自灭吗？”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考虑社会现实：大多数的人民还生活在落后的农村社会，还在受封建的家族主义冤魂的缠绕。抗战已使成千上万的民众颠沛流离，内战仍在连绵，极度贫困与迫害之下的人民亟需“大规模的、普遍性的社会工作”。这种情景不可能容许社会工作者在象牙塔里寻章摘句，埋首研究社会工作的定义、标准，或是专门地研究某一种社会工作的技能。因而吴桢强调社会工作者要走向大众，唤起一般人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注意。“社会工作者应努力使人了解社会工作的需要；放宽尺度，使多数人参加社会工作；以宽容、积极的态度，改善、督导现有的公私立的社会工作机构；以迅速而有效的方法训练在职的社会福利机关的工作员；以通俗而简易的文字宣传社会工作的意义与需要；以诚恳而合作的态度吁请社会人士，各种职业的从业者共同策划，推进社会福利政策。”所以说，社会工作在当时中国应该“是一种运动”。
四、 改革开改后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努力
建国初，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被裁撤。1950年吴桢被调至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调查处处长，后历任省市“文委”秘书长、南京大学总务长、江苏省高教局副局长等职，1958-1990年在九三学社工作32年。①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恢复，吴桢再次投身教学科研一线，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一） 强调社会学的应用价值，重视个案分析，为社会工作张目
1982年5月，武汉举行了中国社会学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增聘吴桢为学会顾问。③同年吴桢被选为江苏省社会学会第一届会长，④1987年被推选为名誉会长。⑤吴桢从一开始就强调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性：“我们要创建能够为建设四个现代化、两个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服务的社会学。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定量的和深入细致的定性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⑥“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要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特点出发，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不尚空谈。”⑦
80年代初，吴桢作为江苏省政协委员经常视察各地劳教所和少管所并进行帮教活动，⑧深切体会到各类犯罪现象有回头之势，需要社会学者的研究。于是，吴桢撰写《我们需要研究犯罪学》一文，指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犯罪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荒凉的一块园地”，并回顾了20世纪30、40年代犯罪学在社会学系的开设历程，阐释了犯罪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问题，归纳了西方犯罪学的主要理论流派。⑨此文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犯罪社会学奠定了新的基础。接着，吴桢又翻译出版了早年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所著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⑩严景耀以社会观点研究犯罪形成的过程，将犯罪搁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赋予犯罪以广泛的社会性质。11吴桢翻译、出版该书，无疑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是透过许多内容翔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考察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在研究方法上，吴桢也重视个案调查和分析，不仅因为他的早年职业历程中从事个案工作的时间较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还因为社会学恢复后研究者做的社会调查中统计法、问卷法、定量分析的比重较大，个案法、定性分析的比重较小。吴桢认为“这样的结果是面上现象的描述多，而点的深入不够，对于问题发展的过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分析不够，便显得单薄，没有深度，缺乏实感和立体感。”吴桢特别提到要创造性地运用独到的方法研究问题，在这方面“个案调查和个案工作者都是大有可为的。”①因此，在1982年12月21日江苏省社会学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上，吴桢专门就个案工作和个案分析作了专题发言。
吴桢对社会学的应用价值和个案分析方法的重视，实际上起到了为社会工作专业张目的作用。自民国时期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工作传入中国起，两者就是相伴而生的。②“社会工作与社会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社会工作课程（项目）或直接依附于社会学，或脱胎于社会学。”③此时吴桢在已恢复的社会学发展中特别强调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也就是在强调发展社会工作。他在《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一文中提出：“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家都是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应用。……他们为劳苦人民呼吁，加强社会福利措施，改进社会工作方法，在缓解社会矛盾，减轻人民的痛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之一是直接用于社会调查，以社会理论指导社会调查；其二是应用于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和社会福利行政工作方面。”在回顾民国时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吴桢认为当时的“教学方针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社会工作、社会福利事业有很大发展，个别院校如金陵大学独立成立社会福利行政系。”而且“1944年成立社会工作者学会，开展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研究。”因此，要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如果能把全国各地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的成果集中起来，将是我国社会学界老前辈所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④
（二） 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努力
1987年民政部门首先突破认识，提出“社会工作原是应用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⑤鉴于社会工作学科与民政工作的密切关系，为提高民政队伍的专业素质，《中国民政》杂志开辟《社会工作讲座》，邀请吴桢撰文系统地介绍社会工作知识，这在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尚属首次。从1987年3月开始，《中国民政》连续7期刊载了吴桢撰写的讲座文章，涉及“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工作的预测与展望”等主题。⑥讲课内容也由民政部人事教育司及《中国民政》编辑部合编成社会工作教材，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⑦在上述系列讲座中，吴桢运用台湾学者吴秀雄关于“社会工作”的概念介绍了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外延；概览了欧美、苏联各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情况；回顾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和实践；提出当前的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会工作；⑧详释了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方面，吴桢在此期间的探讨对社会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社会工作学研究构建了基本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他提出“现代社会工作既不同于慈善事业，又与社会学有着区别，它既是应用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⑨虽然吴桢特别强调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但他也说明了“对社会工作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主要有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①在社会工作专业化方面，吴桢提出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在大学里一般都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或单独成立社会工作学院，培养社会工作专门人才。我国在这方面还须努力，以适应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②这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指明了方向。
1987年9月12-14日在北京马甸召开的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重新确认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系主任袁方教授很重视发挥老一辈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的传帮带作用，邀请吴桢到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个案工作》课程。③吴桢还参与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编著工作，撰写了“学校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咨询”、“社会工作督导”和“社会个案工作”等条目。④
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方面，吴桢既主张借鉴西方的做法，又主张结合中国实际实现本土化。首先，吴桢借用美国《纽约时报》的说法描述了现代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形象：“我们原以为社会工作者不过是拎着菜篮子帮助穷人的；现在，她却是以她的专业训练、科学方法和艺术家风度来解决社会上许多领域的问题的‘里手专家’。她善于处理家庭经济困难和感情纠纷问题。她帮助社区福利和有关的服务机关协调平衡。她在医院、社团、学校等单位工作，探求预防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越轨与犯罪。”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它与传统慈善事业的根本区别上。其次，社会工作职业化还要重视职业伦理和工作守则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制约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工作成为被社会所尊敬、信任和爱戴的一种职业。再次，吴桢强调要实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必须组织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以保护同行，加强交流，共同维护行业权威。不难看出，这些主张与吴桢早年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强调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性、职业伦理和行业权威。当然，结合中国实际，吴桢又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因此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现存的民政工作为主要阵地，以受过大专院校社会工作教育训练的毕业生和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民政社会工作干部为基本队伍，发扬传统优势，吸取外来经验，不断提高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心理素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⑤
五、 结语
纵观吴桢先生的一生，他的社会工作事业大致可以划分为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作为我国第一代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教育者，民国时期的吴桢先生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他热爱社会工作事业，积极向民众宣传社会工作专业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关注社会工作理论的引进与发展，强调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操守。与此同时，吴桢先生也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本土化社会工作发展的可行路径。改革开放后，吴桢先生一如继往地大力宣传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专业性和价值观，还提出了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结合发展的本土特色之路。我们应该继承、借鉴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更好地发展当前社会工作事业。
（责任编辑：徐澍）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and educator in China， Mr. Wu Zhen worked in the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PCMA for many years， provided service for the wounded soldiers in hospital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n directed the social work studio at the Central Health Laboratory in Chongqing. Afterwards Wu Zhen became a teacher with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nd then Jinling Women"s college， and then Jinling University. During that time， Wu Zhen not only wrote articles to propagate professional medical social work， but also translated the newest Western professional books and began to explore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u Z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by emphasizing the applied sociology， researching on the criminal sociology and advanc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
Key words： Wu Zhen； PCMA； medical social work； mental health； applied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