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所重视，形成以“四象医学”为代表的体质理论体系。该文从中韩两国体质理论的渊源、理论内涵、体质形成与分类及临床应用、基础研究进展等方面一一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双方的研究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又具有共同性，并存在相互补充及统一的基础。韩国“四象医学”受到中医体质学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体质学的内容。
关键词 中医体质学 四象医学 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 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 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 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 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对于体质类型，中医从体质理论的产生起就开始了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根据每一个体的体质特征进行综合归纳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从而初步形成了体质分类的多样性［3］。①以五行属性进行分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即根据个体的形态特征、肤色、功能特性、心理、行为特征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归纳总结出木、火、土、金、水五种体质类型，并在每一类型中又以五音结合经脉的归属与特性再分五个亚型，而成二十五种体质类型；②以阴阳多少分类，如《灵枢•行针》和《灵枢•通天》根据人体阴气与阳气的多少、盛衰不同作为分类依据，将人分为重阳、重阳有阴、阴多阳少和阴阳和调四种类型以及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体质类型；③以人体不同的形态特征分类，如《灵枢•逆顺肥瘦》从形态结构、气血情况等方面将体质分为肥人、瘦人、常人、壮士和婴儿等不同类型，“（肥人）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④以心理特征差异分类，包括勇怯分类法和形志苦乐分类法。如《灵枢•论勇》：“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⑤从临床实践角度划分，如汉代张仲景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了“强人”、“羸人”、“盛人”、“虚弱家”、“虚家”、“素盛今瘦”、“阳气重”、“其人本虚”等多种体质特征，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体质差异；明代张景岳的脏象阴阳分类法，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偏颇、饮食好恶、用药宜忌等方面，将体质分为阴脏型、阳脏型、平脏型三类；清代叶天士和华岫云的阴阳属性分类法，章虚谷的阴阳虚实分类法，近人陆晋生的病性分类法和金子久的虚弱体质阴阳分类法等均属此类；现代学者从临床实践角度对现代人常见的体质类型进行了分类，如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和小儿体质分类法等。王琦采用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临床观察，提出了9种中医体质分类法，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9种基本类型。从中医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每一类型的体质，都包括了体型、面型及个体的形、神、色、态、舌苔、脉象及心理性格、饮食习惯、二便状况等各方面，不仅论其正常状态下的体质特征，而且也论及了该体质类型的病理特征，包括发病规律和治疗用药特点等。
韩医“四象医学”依据脏腑阴阳的盛衰变化，将人的类型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是以《灵枢》的分型为雏形而创立的。例如《灵枢•通天》说:“太阴之人, 多阴而无阳, 其阴血浊, 其卫气涩……”，与“四象医学”中的肝大肺小所致的肺气不足有关；又如“少阴之人, 多阴而少阳……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与四象人学说中的少阴人的肾大脾小, 以及脾与阳明脉, 肾与太阳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四象人根据各类型人的性情分类, 再以其性情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与病理, 并在阴阳升降的缓速调节中治疗病证, 这些“四象医学”核心内容, 也是与中医体质学有所区别的部分［7］。
从分类方法上来看，中医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象学说，分类的依据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在不同个体的表现特征，并侧重于临床体质的病理分类。从中、韩双方现代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尽管双方体质划分的类型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临床应用为出发点。
4 临床应用
中韩双方对体质的研究，都是以临床应用为目的，但由于双方医学研究实际存在的差异，在体质的临床应用方面亦有所不同。
4.1 中医体质学临床诊疗特征：分以下几方面讨论。
4.1.1 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该模式是以体质、疾病、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的一种临床诊疗模式，其核心是辨体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临床诊疗的主要手段，与辨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论治一并为临床所习用。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是考虑脏腑气血阴阳盛衰的现状及与本次疾病的关联，并概括现阶段疾病对机体所造成的影响；辨病的指向目标则是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是对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诚如徐灵胎所云：“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而辨体所指向的目标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主要诊察形体、禀赋、心理以及地域和奉养居处等对人的影响，亦即人对这些因素的反应。以此分析某类人群脏腑阴阳气血的多少，对某类疾病的易罹性，分析某种体质之人患病后体质对疾病的影响，即疾病发展的倾向性，以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等。在患病过程中，体质、疾病、证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质、规律与特征。而病与证的发生都以体质为背景。由于“体质”、“疾病”、“证候”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的反映各有侧重，所以强调“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因此辨体、辨病、辨证在临床诊疗中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诊疗体系，它充分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临床问题，在具体运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时，须把握客观现实情况，斟酌权衡，因势利导，或防病重调体，或治病先调体，或治病兼调体，尤其当无证可辨时，调体还可以补偏救弊［8］。
4.1.2 三因制宜的诊疗思想：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因人制宜相结合，其中以因人制宜为核心。因人制宜，实指“因体质制宜”，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治》中说：“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人类的发展有其自身遗传的倾向，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不同的个性，不管是从形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有自己的素禀特点，因而有强弱之异，偏寒偏热之殊，阴阳盛衰之别，故在疾病治疗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质。气虚者宜益气解表，用人参败毒散或参苏饮，甚或补中益气汤，阳虚者宜温阳解表，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再造散。临证治病，必须审度患者的体质，权衡强弱而治，做到“因人制宜”。同时，季节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形成不同的体质，即使患同一种病症，其治疗用药亦有所不同，如西北地区用桂、附量远比东南地区为重，这也是中国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4.1.3 治病求本的诊疗原则：体质在疾病的产生、发展、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卷之四十四•烈集》中说：“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效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医门法律》所谓“故凡治病者，在必求于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乃为善治”。说明治本就是探求患者的阴阳动静、失衡的倾向性而治，即以体质的阴阳偏颇为本。疾病、证候的产生无不系于体质，病证之由在于体，也就是说体质为本，病证为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治本即是“治体”。立法处方充分考虑体质因素，是“治病求本”的具体体现，调节体质，改善体质状况对疾病的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9］。（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 2008-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