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是中国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办大学，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明朝初年极其重视国子监的建设，并且，由国子监选拔官吏是当时重要、普遍的一种方式。
国子监的学生被称为“监生”。明朝初年的“中央大学”——国子监的监生“就业”去处大致有三个：一是进中央机关；二是任地方官员；三是被派遣执行皇帝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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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六十九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左右，监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可见，李扩等国子监生先是被选拔到中央文化部门工作，而后又分别被提为“御史”和“给事中”这类要职。
明朝中央政府很重视国子监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在正式任命为官吏之前，都有一个称为“历事”的实习阶段。历事制度开始于洪武五年（1372年）。至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时，将监生历事“定考核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中央政府选拔国子监生为官的制度更为严格、更加完备。
当时，监生历事有名额限制：“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有时，名额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同时，还有到各部门协助公文抄写工作的“杂历”，及协助众多衙门“诸色办事”的“长差”和“短差”。此外，还有很多国子监生临时被派遣到需要人手的衙门办事。
史料记载，明初几乎每个中央部门都有监生协助工作，到了一定的时间，这些监生几乎都被选拔为国家级“公务员”。
明代明确规定政府选拔官员大致有四个途径：一是学校，二是科目，三是荐举，四是铨选。顺理成章，由国子监生而为政府官员，算是“正途”出身。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指示：“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议等官。”一出校门，就成为正儿八经的“省部级”或“厅级”官员，令人艳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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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的《明史讲义》说：“太祖特重学校，往往任国学生为民事奔走全国。”明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就史书记载看，这些国子监生的工作非常得力，以致这项教化工作推广到了全国。
国子监生们不仅被派去处理地方事务，也会被派去处理军事任务。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朱元璋就命令国子监生们随同给事中等官员分行全国，清理军籍。
紧接着，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旨在丈量土地，核实田亩，确认土地所有权。国子监生们编制了“鱼鳞图册”，相当于后来的土地台账，为国家有效制定租赋奠定了基础。此法为明朝首创，清代仍然沿用。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临出发前，日理万机的朱元璋作了指示，要求“学生官”们“毋妄兴工役，毋掊克吾民”。无论是教化民众，还是丈量土地、督修水利等等，明初国子监生们都圆满完成了中央政府交给的任务，这是明初政治的一大亮点。可见，朱元璋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官”的工作能力，“绝非后此溺于八股之意”，孟森语。
据《典故纪闻》卷九记载，明朝宣德年间，中央政府还曾派遣国子监生随同御史核对、审计内府“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立即汇报皇帝。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国子监生的器重。
总而言之，明前期的国子监是风光显赫的培养官员的学校，这在《明史》说得很直接：“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而且，“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明史》卷六十九说：“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后来，科举考试出身者逐渐被看重，监生的出路大不如往昔，国子监逐渐冷落。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