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文化中介地带的日本鸿胪馆和朝鲜新罗坊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背景下，开展了活跃的文化交流。这为唐罗日频繁的贸易往来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保障。
鸿胪馆建于平安时期，公元7至11世纪的古代日本接待海外使节和商人的迎宾馆。据《日本书纪》记载，鸿胪馆在公元688年被称为“筑紫馆”，改称与中国唐朝鸿胪寺意蕴相同。“鸿胪馆”是在公元838年，便作为向海外派遣国家使节、留学僧等官方机构而使用。鸿胪馆还具有对外国商人检问、接待以及贸易场所等功能。唐朝、新罗及渤海等海外使节赴日，首先要暂留在鸿胪馆，然后再进入大宰府或京都。《万叶集》中曾收录了在736年向新罗派遣的遣新罗使使节停驻于此时所吟咏的诗歌。《在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中，也曾有第19回遣唐使的副使小野篁与唐人沈道古曾两度和诗记载。小野篁是嵯峨天皇的妹弟，深受嵯峨上皇和仁明天皇的宠爱。858年留学僧元珍乘坐李延孝的船回朝。北京大学滕军对日本的鸿胪馆曾实地考察，认为古代日本向中国唐朝学习古代律令制并实施律令政治期间，鸿胪馆设在九州的分政厅大宰府所属负责事务的官衙。从7世纪后期至11世纪大约四百年间，鸿胪馆一直行使迎接遣唐使、新罗使节团、商客的职责。从鸿胪馆的作用看，基本上是以唐朝时期的鸿胪寺而模拟设置的外交机构。
清海镇始置于统一新罗兴德王（828年），其治所位于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莞岛邑长佐里将岛，管辖范围包括现今莞岛、康津、海南、长兴等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在海上交通上，它正是位于唐与日本中间，西隔黄海与唐朝相望，东南则与日本北九州连接，作为海上交通的枢纽，清海镇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
新罗下代（780～935年），众多知识分子留学唐朝。原因一方面在于获取新的知识晋升官职的自我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骨品制严格的身份体制下，有限的官职和政治圈中逐出并淘汰人员的新罗政府方针起了一定作用。由此展开了新罗社会内部围绕王权争夺战。经济秩序的紊乱等政治社会混乱也成为前往唐朝留学的要素。
山东半岛当时是连接中国大陆和韩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重要交通要塞。这些地区的使臣以及民间经常有往来。尤其新罗人在山东半岛一带实现了新罗坊属于自己的社会。新罗坊是新罗人移居中国地区后，通过海上贸易成长起来的社会。山东地区新罗坊是以文登县勾当新罗所为中心集结的。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以及经验和传统使张保皋将活动区域定在山东半岛一带。但是李正己家族的没落，导致了围绕山东半岛黄海一带的海上交易被聚居在中国东海岸以及韩半岛西南海岸地区海盗猖狂掠夺陷入危机。海盗在没有强有力的统治势力情况下趁虚而入。这些海盗不仅仅停留在交易船的财务掠夺，还绑架良民拐卖为奴婢。这时损失最惨重的要数新罗。新罗以原有精湛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黄海一带形成了海上交通交流中心。日本使臣或者僧侣前往中国也要受到新罗帮助。新罗受到海盗掠夺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清海镇的镇长为“大使”。据《三国史记》卷十兴德王三年（828年）条中记载，“清海大使弓福，姓张氏（一名保皋），入唐徐州为军中小将，后归国谒王，以卒万人镇清海（清海，今之莞岛）”。除此之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求法已后，去归赤山，从清海镇转向本国。伏望参张大使具陈事情，圆仁却回”；“圆仁辞乡之时，伏蒙筑前大守寄书一封转献大使，忽遇船沉浅海，漂失资物。
唐朝和新罗海上路线来往频繁。张保皋商团通过“海上运送技术以及海上民间贸易”，把在唐、在日新罗人社会统一为在外新罗人社会。例如张保皋商团把清海镇和赤山浦（包括涟水县），位于博多的法华院等佛寺里，通过保佑海上安全的观世音菩萨，建构了海外散居新罗人网络。在讲《法华经》的集会时，“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只有圆仁等是临时来的日本人。由于这里的新罗人多，于是形成了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新罗馆。如楚州有新罗坊、涟水县也有新罗坊，文登县有赤山法华院，登州有新罗馆，青州有新罗院。还有管理新罗人户的勾当新罗押衙所，其负责者称勾当新罗使。赤山法华院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石岛管理区赤山山脚。赤山法华院是以日本天台宗时期圆仁大师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为基础建立的。据记录唐朝时期新罗人张保皋为此召集韩中日的僧侣，经读法华经。法华院总共有五处海上王张保皋纪念馆，主要建筑有释迦摩尼像的大雄宝殿，供奉观音菩萨的观音殿以及大法堂三佛殿。法华院不仅为身在他乡的新罗人提供了一处寄托乡情及精神交流的场所，而且成为新罗人在唐活动的大本营。古代东亚全球基准是以唐朝律令制和租庸调制等租税制度，佛教以及儒教，汉字为基础的册封朝贡体制。这一国际秩序设定了统一新罗，渤海，日本等周边国家与唐朝的关系。即受到册封的新罗，日本等国家向唐朝进献朝贡品，唐朝赏赐下属国等朝贡贸易越加活跃，获得了飞跃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古代东亚的单一经济圈。对于新罗坊朴文一的《试谈在唐新罗坊的特点及其性质》一文中详细的阐述。
据赫治清统计，唐统治的289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名义，唐朝以册封，答賫等名义，两国互派使节达160次。圣德王时期，自701年至736年，新罗先后派37次遣唐使。这说明唐罗之间官方贸易确实是“诸蕃之最”。
张保皋作为新罗贸易商人所起的作用极其强大（张保皋是9世纪东亚活跃的代表性海商的同时大海运人。与张保皋直接相关的重要原始史料有：樊川文集卷6，张保皋·郑年条；新唐书卷220，列传145；东夷新罗条）。赖肖尔说过，“新罗商人属于东西贸易最东端位于的比较危险的海域（黄海）到意大利海上城市商人位于的西端较平静的地中海沿岸都与控制权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9世纪新罗商人是海上活动中心轴的话，意大利商人掌控了海上丝绸之路西端地中海海域。这论证了张保皋商团把势力范围影响至北海贸易以及黄海，韩半岛西南海岸地域和日本。翦伯赞曾指出：“九世纪中叶，在今山东、苏北沿海诸县，有许多新罗坊，新罗村，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
据《续日本后记》记载：“日本承和九年，筑前国守文室朝臣宫田麻吕取李忠等所賫杂物。《日本书纪》里新罗人不断移居日本各地区，形成新罗人社会的地方主要是下毛野国、武藏国，美濃国，近江国，骏河国等。
新罗人社会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罗的僧侣或官吏。与遣唐日本使节私船同乘的新罗译语（新罗出身通译馆）和在唐新罗人紧密合作，与中国外交折中或者日本使节归国，在楚州准备了船9艘和船员60名。
结果张保皋连接了在日新罗人社会和清海镇以及在唐新罗人社会的一系列贸易网络。他当时在东亚海上交通要地的莞岛准备了据点，掌握了航线，通过中介贸易，蓄积庞大的财富，建设了海上王国。
综上所述，鸿胪馆作为古代日本派遣遣唐使担当重要的作用。新罗坊在同一时期也为罗唐日三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上述机构可以看出当时罗唐日三国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为当时社会繁荣、沟通建立了重要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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