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引进和发展，先贤们先后提出了中央学会、学士院、函厦考文苑、国立科学院、文化学院以及中央学术院等方案，虽因故未能实现或过早夭折，但客观上均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认识上的准备。
【关键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全国性学会；国家性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近代科学在世界范国内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是国人自发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必然收获。随着传教士和留学生等将西方近代科学引介到中国落地生根，各地学术社团和研究机构愈发增多，将全国学术研究人员联合起来的想法自然而生。全国性学会和国家性学术研究机构就是这种想法的衍生品，并最终形成国立中央研究院（下简称中研院）。在中研院成立之前的各种设想具体情形怎样，为何没有实现，为中研院的创建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学术界对此问题未见阐述，本文拟厘清相关脉络并作进一步探讨。
1 全国性学会——中央学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随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帝国主义国家、袁世凯、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分歧以及清帝等多方博弈，结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建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改革，并出台了《中央学会法》，作为对《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的呼应。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一届参议员来源必须多渠道，包括各省、海外华侨及中央学会。《中华民国国会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参议院议员“由中央学会选出者，八名”；《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五章对中央学会的选举办法进行了规定：“选举人以中央学会会员充之，但被选举人不以该会会员为限”，“选举监督，以教育总长充之。选举时间及场所，选举监督定之。”
1912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央学会法》规定，中央学会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组织架构上隶属于教育部，设会长、副会长各一名，下设各部部长。学会会员没有名额限制，但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有专门著述被中央学会评定认可，都必须满五十票以上方可担任会员。外国人对于民国学术有贡献的人士可推荐为名誉会员。会员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会长、副会长和部长均由会员互选产生，由政府酌情供给公费。根据《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的功能在于讨论学术及文化事项，募集学术论文及资料，与外国团体展开联合研究并给教育总长提供学术文化建议。1913年3月17日，教育部第十四号令颁布了《中央学会互选细则》。由于学会会员资格审定工作繁琐，第一届学会互选日期被迫一拖再拖。同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召开，因中央学会还未来得及选举，自然没有中央学会的代表参与。1914年教育部呈文大总统，要求停止中央学会，所列理由较为全面的说明了中央学会面临的难题：一、中央学会应《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而成立，但中央学会会员参选国会议员不符合各国惯例；二、中央学会组织过于仓促，《中央学会法》中要求会员之资格与各国相比差距大，“英国之王（皇）家学会、法国之阿喀兑美德之皇立学士院、日本之帝国学士院，率皆筹备数年或数十年始见成立”；三、中央学会目的在于促进学术，将其与选举参议员联系起来反而对学术不利。
事实证明，由于学会会员具有当选国会议员资格的规定，使学会选择赋予了学术之外的政治意义，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由于政府主导不力，中央学会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袁世凯复辟帝制则完全宣告了中央学会的灭亡。中央学会吸收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特色，没有专门设立研究机构，且会员具有参议院议员当选资格，担负起推动全国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任。同时，一定程度上中央学会又具有法国皇家科学院院的特点，由政府供给会长、副会长和部长经费，并附属于政府部门，并给教育总长提供学术文化建议。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追求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会员的认定有中央学会自己的标准，会长、副会长和部长均由会员互选产生，不受政府等外在控制。
2 国家性学术研究机构
2.1 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
马相伯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等职。1912年马相伯、梁启超和章炳麟（太炎）向袁世凯提议建立全国性学术机构——函夏考文苑。函夏考文苑的最初动议，大约是在1911年10月，次年便告流产；1914年再度提出。“函夏”，典出《汉书·扬雄传上》“以函夏之大汉兮”，意为“函诸夏也”。后来借指全国。对于“考文苑”是何物，马相伯解释如下：“考文苑，法国人于二百八十年前首创之，曰‘法国阿伽代米’L’Academie Francaise。阿伽代米者，人名也，以希腊致知家柏拉图Platon等，尝就其苑讲致知学故耳。致知学者，致极其知，以推穷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由是足以包罗一切，牟卢一切。凡学问有原理之纲宗，械言之科则，由科则而科条，咸有一贯之统系者，始得名为科学。其研求之所与人，始得名为阿伽代米”。“法文之得檀继拉丁，而风行欧土者，斯苑之功为最。译者无以名之，名之曰考文苑。”“考文”，源自儒家经典《中庸》“非天子，不议论，不制度，不考文”；强调只有贵为天子才能考论的文章典籍，引申为高深的学术著作。所以马相伯借“考文苑”来对应Academie。
马相伯对考文苑进行了理想化设计，苑中一切制度、职务、职权等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仅以文化教育为使命。苑中人员编制40名，实行终身制，替补人员的资格需有真才实学，其著作需被考文苑全体人员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宁缺毋滥。马相伯期望创立函夏考文苑来保“国华”、保“邦族”，提倡“学风”。由是提倡之方：一学术，二风化。对于学术和风化，马相伯分别作了解释。学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系统整理文学和道学，使更加规范、通俗易懂，不再深奥晦涩，便于青年学子学习；另一方面，校订外来词的翻译，主要指“有关于哲学、数理、政治、理化、星躔、地塥、矿石、动植、重力、机械等”等词汇，这些词自晋唐所译梵书到明清各有不同译法。风化的界定从私德和公德出发，私德方面要求诚实可信，不虚度光阴等；公德方面要求从怀有感恩之心，忠于社会，不损人利己，不以权谋私，义务必尽等。为了提倡风化的需要，考文苑设立了奖励制度，对于风化民智有益的著作和对风化有提倡作用的个人进行奖励。
马相伯对考文苑进一步进行了设计和规划：“苑中制度，悉仿法国，人员定额亦四十名，由发起人推举三之一，余由三之一，通信公举。抱定“宁阙毋滥”四字，庶几考文苑方有价值。无论到苑前后，个人著作，不得视同苑版。应否加冕，与苑外人同。本苑祗设京都。苑宇须大，以便附设他苑，及早可向公家领用。苑中须有藏书楼。国内新书，应由出版人各存一部。基本金可先请领官荒，俟有捐款，自行开垦为妙。住苑董理人员，俟公举后再定。附苑可先设金石词翰与美术。美术可先设绘画、造像、金石、雕镂、织绣等，应按历史搜罗，陈列保存之。古希腊之石人像，神态变幻高妙，遍欧美皆仿置模型，为美术之助。我国音乐之器，惜太简陋，无足陈者，似宜借助金方。”考文苑的面积要足够大，为以后建设附设机构做准备；而且不能过于简陋，否则国外汉学者到访时有失颜面。为了筹建函夏考文苑，马相伯分别致函总统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厅、时任总理赵智庵、国务院、张仲仁等人，并得到部分人士的支持，但最终流产。
由以上可知，函夏考文苑的宗旨在于传统文化中文学和道学的系统整理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对于自然科学而言，除校正科学名词的翻译之外没有涉及深层次研究。这并非因为马相伯没有意识到近代科学的价值，而是受个人经历所限，马相伯早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一生中与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接触甚少。进一步而言，统一科学名词的翻译在当时亦属重要工作，对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至关重要。函夏考文苑反映了马相伯将西方学术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想，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国科学院的特色。函夏考文苑的设计中体现了学术独立、学术公正和学术至上的理念，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建立图书馆满足学术研究之需，选择大苑址以满足以后学术交流的需要。在经费方面，函夏考文苑通过官方基本金、社会捐款和自己创收来解决，表明了马相伯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完全独立必须以经费独立为基础。以现在学术机构名称相对应来看，函夏考文苑还设有陈列馆和博物馆。
2.2 康有为的学士院
1913年，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章第八十五条中提出创建“学士院”的设想：“设学士院以待硕学而属通才，不设额。凡选学士，以诸学士联保，验所著书及制作图器，创获实迹者，得充补之。其望尤高者，为大学士，亦不设额，由诸学士公举之。其常任院事者为直学士，若分科，曰文学、掌故、今史。有涉教育部者，会议而行。大学校长及总教授由此院举之，得教育部之同意，请于总统任之。其史馆隶之，由其编撰。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或仍旧名曰翰林院）。按中国数千年，以文学为国，至今则文学扫地尽矣。士不悦学，何以能国？今宜有以奖导之。法国、日本皆有学士院，即吾国古之兰台、史官、翰林院，以文学为职，宜采之。与大学校长皆独立，不宜隶于教育部。盖以总长随总理为起落，未必久任，则变多而成事难。且学士与大学校长、总教授，皆一国之硕学魁儒，若屈隶教育部，则总长多年少望轻，魁儒不愿屈于其下，多不就职，今大学之弊可见。英之恶士弗、检布烈住大学，多以故相领校长，至尊重矣。今可采之。”
康有为的“学士院”具有古代翰林院的特色，如大学士、直学士的设定和由学士院审定国中人士的著述。严格来说，康氏的学士院并非国家性自然科学研究院所，更象文史研究院，兼有“制造图器，创获实迹”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它的价值在于康氏设想中的学士院兼有近代西方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表现在分科制，选举制和学术相对独立性。这是学术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因时局影响康有为的这种美好设想终究没有被赋予实施。
2.3 梁启超的文化学院
1923年1月，梁启超起草《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对设想中的文化学院性质、办法及使命做了说明，“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其规称当续布。”梁启超拟自任院长，聘请六七名同仁任分科教导员。除教学之外，梁启超还希望文化学院承担以下事宜：“（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二）将旧籍或新著译成欧文。（三）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校本。（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五）巡回演讲。”此外，梁启超打算将校舍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区内部，并分别拟定院舍建筑费、图书资料费等。
面对国内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之间的激烈碰撞，梁启超于1919年到欧洲各方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考察，回国后写下了对西方科学的失望：“当今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为再造新文明拟出了四步计划：“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再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梁启超的文化学院是梁氏再造文明的设想和实践，重在拯救中国文化。从他对古籍整理者的要求也可以看出来：“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于外来文化有相当的了解”。
显然，由于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后受到当地情形的影响，认为科学无法拯救中国，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转向求救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书院的中心不在于科学研究，而是新文明的缔造和传播。作为一种全国学术机构的设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用演讲的办法来普及学术、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并将新作译成欧文向海外推广等新办法。这就以往的学术机构设计中是没有过的。
2.4 黄攻素的国立科学院
1923年，北京政府国会议员黄攻素提议效仿欧美各国创建国立科学院。黄攻素指出，“一国学术之昌明与否，全赖乎政府之提倡。吾国文学发达最盛，其优美之点，颇为西人所称颂，实由于数千年来在上者之鼓励，使国内之士孜孜以此为务。然其流弊，乃至偏重文学，而对于自然科学目为形下而都弃之。……自清季创行新学，始有人从事于理科，但二十年来，进步甚缓，成绩甚鲜。科学专家，稀若晨星。反观欧美，则科学之进步，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吾国若不急起直追，则将来在知识界之国际地位，恐无并驾齐驱之希望。是政府可不急谋奖励之道，以跻吾国于科学界之平等地位也。”按照该提案，国立科学院主要事务有五项：第一，科学研究，包括科学上一切疑难的问题；第二，学术审查，涵盖科学著作和发明；第三，召开学术会议，举办全国性科学家大会，并在适当的时间召开国际科学大会；第五，学术奖励，给予科学家或发明家名誉和物质奖励；第六，出版科学杂志及报告。议案还设计了国立科学院的组织框架：国立科学院设有正副院长各一人，正院长由大总统特任，副院长由院长提请大总统简任；科学院下设研究机构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人种学等五股，各股主任由院长指派，每股附有实验室供研究使用。此外，科学院另选有20名委员、2名秘书，分管文书、经费和实验器材等。
黄攻素提议的国立科学院与后来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颇有几分相似。与前面的建立全国性学术机构的设想不同，国立科学院完全致力于自然科学，涉及范围较广，除科学研究、著作或发明的审查、学术奖励外，还有学术交流。到目前为止，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仍是学术交流的两种主要方式。从这点看，黄攻素的提案比前人又进了一步，但议案并未得到当时北京政府的重视。
2.5 孙中山的中央学术院
孙中山的著述《建国方略》对建立一个全新民族国家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划，并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为“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则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当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离开广东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提出建立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学术院，作为革命的基础，命汪兆铭（汪精卫）、杨铨（杨杏佛）、黄昌榖起草中央学术院计划书。由于社会动荡，直到孙中山病逝这一计划都没能实施。但孙中山的好友兼追随者张静江变相帮他达成了这一心愿。
张静江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曾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1926年5月，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6月25日，张静江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上提出“本党应创设一学院，以养成政治建立人材，并拟具组织大纲及预算，请予公决案”决议通过，并推定谭延闿、陈公博、褚民谊、丁惟汾、邓演达、甘乃光、顾孟余为审查委员审查组织大纲和预算。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召开，推定谭延闿、张静江、蒋中正、孙科、古应芬、宋子文、荷香凝、顾孟余、陈树人、彭泽民、甘乃光、陈友仁、陈果夫、丁惟汾、李禄超、刘记文、许崇清、周佩箴为学术院理事。后又加推吴稚晖、经亨颐为理事。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62次会议核准，学术院预算开办经费为一万零二百六十二元，经常费每月一万一千零七十元，由中央财政部照发。后来，朱家骅担任院长。该院存在时间甚短，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就停办了。而且，其目的是专为训练训政时期政治人员。虽名为学术院，但实质上并非完全为学术事业，与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有所偏离。
3 结语
由于各人所处历史时期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教育程度和视野高度等存在差异，因此心目中全国性学术机构的模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从全国性学会到国家性科研机构的先后构想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从世界范围内科学发达国家来看，总是社团包括学会成立之前，科研机构创建在后。另一方面，从中央学会到中央学术院，都凸显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建立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他们的设想在当时都没有实现或过早夭折。但这种理想逐渐成为更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并为之努力。法国国务总理、科学院院士、数学家班乐卫（Painleve， Paul 1863-1933）1923年访华时看出了这种期盼。他在接受北京大学颁发学位和受聘荣誉教授的答词中声明愿意帮助中国建立科学院。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礼毕会词中提出希望：“班乐为先生答词中，有在中国设立科学院之计画。他日或因此再来中国，指导我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将学术独立、学术公正、科学研究、领导和奖励全国学术机构、科学救国等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完成了上述设想和先贤们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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