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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走进建国西路一幢掩映在大树下的老洋房。洋房七十多年了,优雅如新,而与房子同龄的女主人史蜀君也是容光焕发,鲜见岁月的印记。回忆起自己的导演生涯,史蜀君激情澎湃;提及自己忙碌的退休生活,包括世博会上的作品,她神采飞扬;只有在谈到影视圈的现状时,她不由发出了感叹:大概是我们老了吧,已经看不懂了。
1975年起,史蜀君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开始跟着谢晋、舒适做场记、副导演。1982年史蜀君开始独立拍戏,1999年退休,期间共导了7部电影,2部电视剧。她不算多产的导演,却深受观众喜爱。1977—1987新时期十年全国十佳电影导演评选,她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女导演。
然而,成功的道路并不平坦,史蜀君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部分样片出来后,北京方面来的人提出了整整两张纸的意见:影片中的大学生穿牛仔裤、谈理想,以及出现爱情萌芽,在他们眼里成了“精神污染”。“当时工人文化宫举行评论会,我遭到很多工人评论家的呵斥,这些大学生怎么这个样子啊!工人农民养活了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拍这种影片呢?当时我被骂得完全懵了,散会后,门在哪里都找不着了。幸好北京一些领导以及大学生们很肯定,我才慢慢缓过劲来。”史蜀君回忆道。后来《女大学生宿舍》获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处女作最佳导演奖。
史蜀君导的第二部影片是《失踪的女中学生》,因为涉及青少年早恋,半年后才能公映,却是褒贬不一。史蜀君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信,有赞美的,也有指责的,其中有一封信开口就是:“你这个流氓导演”,用很恶毒的语言来骂她……在南通,教育局下令,只在学生上课的时候放这部电影,学生一下课,马上就换片子。当然也有赞美声不断的,特别是一些中学生,把史蜀君当成了胜过自己母亲老师的知心人,和她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之后,史蜀君导了琼瑶剧《庭院深深》、《月朦胧,鸟朦胧》,极受欢迎。琼瑶希望她继续拍下去,但是史蜀君谢绝了,她希望多拍一些反映现实的原创性的影片。很快,她遇到了一个“认定是一生必须完成” 的题材,并将之拍成了电影《女大学生之死》。与此同时,倔强的史蜀君也将自己引入了更大的争议漩涡中。因为触及医德问题,从执导到上映,影片遭到了一些部门领导的横加干涉以及围剿,三个首映式被卡掉了二个,本有七篇宣传文章,最后只发了一篇。那段日子里,史蜀君心力交瘁,随身携带治疗心脏病的药,但是她一直坚持着,甚至可以说是抗争着。此片一直惊动到中央,在中南海放映、讨论。最终影片上映了,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拥护。去德国美国放映时,很多观众都是泣不成声,在北京放映时,其票房大大超过当时有名的台湾煽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女大学生之死》是我一生最值得拍的一部电影,是最刻骨铭心的电影,我觉得越到商业社会,这部片子的价值越突显。”史蜀君说。
《女大学生之死》获得1993年全国首届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金奖,不过史蜀君更在意的是观众的理解,“当时医学院一位博士说,史老师,这部影片将伴随我一生的医疗生涯。在首钢放映后,一个三四十岁的老板在后台给我深深地三鞠躬,他说,今天还有你这样的导演,在为良知、道德呼喊,谢谢你!我感谢这样的观众,那样理解我。”
记者:为什么你的影片总是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你如何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史蜀君:这跟我比较关注现实题材有关,而且如果我认定值得拍的,再怎么艰难,我也一定要把它拍出来。这种性格也可能是受我家庭的影响。我爸爸是北大毕业的,妈妈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他们给了我们三姐妹很宽容很民主的成长环境,让我们的性格充分展示。他们很欣赏我敢闯敢冲的性格,把我当男孩子养。当时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经常看电影、话剧。父母有宗教情愫,普爱精神,教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我拍青春片,也都是出于对年轻人的爱。
记者:退休后为什么不再拍片了?导演一般不是一个受年龄拘束的职业。
史蜀君:一个体力上吃不消了。有时,我们厂里的导演去外地拍战争片,回来后,个个灰头土脸,就像从囚车上下来一样。作为女导演,体力消耗更大一些,犹如女飞行员。以前累极了的时候,我真想把剧本撕掉,觉得再也不要拍戏了,这不是人干的活,除了体力消耗,精神上还要经受各种磨难。但是同时电影又有巨大的魅力,是施展艺术才能的广阔天地,是我的灵魂寓所。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直到退休的原因。现在也有人投钱找我拍戏,但我还是缺少勇气,我很怕经历现在摄制组里发生的事情,比如争酬金问题,明星耍大牌,以及所谓的“潜规则”等等,这些我都吃不消。拍影视剧这个工作,应该有信仰在里面,创作人员内心对光明高尚的追求,永远不应该泯灭。人们抢着去挣钱的时候,别把灵魂丢了。
记者:怎么评价在你们之后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
史蜀君:他们在艺术上进行了很大的探索,抛弃了过去单一的只靠明星脸的表现手段,充分利用了影视的视听功能,把造型艺术做得非常极致完美,超越了前一代。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现在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过多靠气氛的渲染去赢得观众,这是长不了的,就好像广告,核心的东西很贫乏,视觉上再怎么震撼,都是很浅薄,很短暂的。艺术需要有多方面的震撼力,把视听放大的时候,应该把心灵的震撼力一同放大,这才是完美的好片子。但是现在有些大片实在是太遗憾,像新版《红楼梦》无论从表演还是造型上看都没有体现出这么多钱带给我们的感受,包括影片《孔子》且不说震撼,内容上总要让人看完了以后有点回味吧,不能现场开骂。我以为一个导演决定是否要拍片,首先不在于投资的多少,而是是否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己了,一定要把它拍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样才行。
记者:你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面对现在越来越娱乐化的影视圈,你有怎样的感想?
史蜀君:触及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唤起高尚的情愫、良知,我想这历来是文艺的功能,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一生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很神圣的东西,也是我们民族在大灾大难的时候,支撑下去并且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些东西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手里断送掉。当然可以娱乐观众,加入一些商业元素,但不能让投资人、商业元素占主导而放弃一些职责。我对张艺谋的不满也在这里,他比我们小一代,他出来时,我是非常振奋的。当时我看完电影就打电报祝贺他。可是现在他却有些找不到方向了,他不应该放弃《红高粱》的光芒。他可以为更广大的观众服务,希望他们买票,但这不等于放下原则去迎合一些低俗的东西。比如《三枪》,喜剧难道没有美学原则,没有品位底线?如今制片人投资,商业回报要求更多一些,需要电影有更多的商业元素,这也很正常,作为导演、编剧,如何把握好和它们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努力去处理这里的关系。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里插了很多广告,有部分人认为他在消费这些灾民,我倒是觉得,目前来说,冯小刚应该是商业元素和内容设置两方面处理得比较好的导演,这里需要高超的技术,张艺谋在这一点上不如冯小刚。
记者:女导演这个群体为什么不如以前了?
史蜀君:我觉得跟体制有关系。为什么中国女导演很多,外国女导演很少?一次,黄蜀芹跟我谈心谈到,这是因为外国女导演缺少揽钱的能力,那些制片人也缺少对女导演的信任。而现在我们又重复了国外女导演的命运,国内女导演大部分不太会去筹钱,去运作这些资金。过去政府给钱,男女一样,也不要求回收。那是一个单纯的年代,除了审查机构比较严外,摄制组内部是比较单纯的,我拍《女大学生宿舍》,一共才拿了八十几块钱的稿酬,很少,但是仍然很快乐,快乐是很容易满足的,靠钱来支撑快乐是很难的。中国女导演群是特殊年代特殊体制下的一个产物。现在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事实上,你并不算一个多产的导演,有遗憾吗?
史蜀君:因为所有的剧本都是我自己写的,工作量很大,我习惯拍一段时间休息一下,选一下题材,然后好好琢磨一下。因为当时尽量追求完美,所以这些日子回顾来看,没有太多的遗憾。而且我觉得观众给了我很多爱。现在我退休好多年了,还有不少中年观众包括在国外的华侨碰到我时会激情满怀地跟我说:“我们是看着你的影片长大的。”我最喜欢这句话。现在有些明星经常叹苦经,他们是发嗲,不要睬他们,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因为在这个领域,他们得到的已经太多了。每年我都会请我的工作人员,包括副导演、摄影师、美工、灯光师傅到我家来吃饭,每年两次,雷打不动,我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退休后,史蜀君放下了导演工作,开始实现自己儿时的建筑梦。APEC时,史蜀君在青浦朱家角做了5个展示馆,受到了各方的肯定。接着她在东方绿洲做了一个武器馆,展现武器的演变。去年,她作为青浦福寿园人文纪念馆的艺术总监,设计了感恩馆,生命礼赞馆,陈望道、阮玲玉、谢希德、谢晋……在这里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同时,她还参与了世博会中国馆的部分影片策划,并制作了一个灾难片,现在正在中国人保馆放映。此外,史蜀君还导演了一部舞台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让5个剧种6个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
“布谷布谷!”在西洋钟每隔半小时的叫声中,一晃两个小时过去。畅谈自己的导演生涯以及生活现状时,史蜀君脸上一直洋溢着满足的笑意。这让我联想到,如今那些挨着观众的“板砖儿”仍执意前行、批量制造影片的所谓大导们,几十年后再回首,脸上又是怎样一番表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