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交的例证俯拾皆是。它们不仅遍布世界各地，而且可见于大部分文化领域。”这句话是英国人彼得·伯克说的。他自称“我本人就是一个杂交的产物”，他父亲的祖籍是爱尔兰，母亲的家族来自俄罗斯，他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里过着“杂交的生活方式”。他写了一本叫《文化杂交》的书，对研究两岸文化不无启发。
一
谈到两岸的文化杂交，我马上想起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做“漳泉滥”，它是指源自闽南语的台湾方言中有“偏漳腔”“偏泉腔”的现象，而“漳州腔”与“泉州腔”杂交的“混合腔”则占主流地位。这是典型的语言杂交实例。
两岸文化杂交，从用语上看就有不少实例。两岸开放初期，大家发现两岸在用语上有很多差异。例如，“computer”，大陆翻译为计算机，台湾翻译为电脑，现在电脑已经成为两岸通用语了。原来台湾常用而大陆不用的一些用语，现在已为大陆所接受，例如“愿景”“福祉”“扣应（callin）”“赞”“呛声”“爱拼才会赢”等。大陆常用而台湾不用的一些用语，例如“出租车”“幼儿园”“方便面”“集装箱”以及流行语“大腕”“网红”“洪荒之力”等，也开始在台湾流行。
在音乐方面，文化杂交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分别由大陆和台湾创作的歌曲在两岸广泛流传，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歌手为两岸受众所接受，被认为是两岸自己的歌曲、自己的歌手。节目《中国好声音》动用了两岸的人力和资源，从学员、导师到曲目、制作都由两岸通力合作，受到观众喜爱，成为两岸共享的好节目。另一个节目《我是歌手》也有好几位台湾歌手参赛，节目创意十足，制作精良，受到台湾民众和媒体的热捧。台湾歌手周杰伦和他的歌曲，把中国古典元素和现代西方音乐结合，既有古典韵味，又有现代意趣，更有中国风，因而受到两岸受众欢迎。周创作的歌曲《蜗牛》更入选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发挥了正能量。音乐已经成为两岸民间沟通的最好方式之一。有人说，在台湾，年轻人追寻认识大陆歌手、追踪大陆的综艺节目，已经成为台湾校园次文化。台湾方面也承认，“大陆的观众，对台湾的演艺人员并不‘见外’，他们在这些节目中变成了‘哈台族’，覺得张惠妹、庾澄庆等都是‘自己人’。唱的台湾歌曲，无论是袁惟仁作曲作词的《征服》，还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都觉得这是地道的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不会分什么台湾和大陆”。“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使两岸在流行文化上出现‘零距离’。”
在影视舞蹈方面，大陆电视剧《琅琊榜》《甄嬛传》《花千骨》《芈月传》等都在台湾热播，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戏剧、编舞家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在大陆演出，大陆的评论认为他们“将台湾表演艺术播洒到大陆，让阳春白雪成为热门话题，带动起有益的文化交流”，“他们的名字在漫长时光中，获得了大陆观众的持久敬意”。
在文学方面，台湾作家林清玄在大陆出版了60多本书，有18篇文章被收进小学到初、高中的课本。他说：“这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两岸在文化上会打破越来越多的界限，我很乐观，两岸会越来越好，合作往来会越来越多。”当然，还有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受到大陆读者的认可；大陆也有许多作家如二月河、余秋雨、莫言、王安忆等的作品受到台湾读者的肯定。
在学术方面，两岸开始了合作研究，以《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为例，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交流的密切，两岸对近代史的认识在不断靠拢，这本书是两岸学者合作互动的成果，双方重评了过去的一些“成说”，对这段历史重新作出评价。例如，大陆肯定了在抗日正面战场上国军的贡献。不仅如此，近年来大陆的影视作品，例如《开罗宣言》《喋血孤城》，包括在大陆放映的台湾抗战片《扬子江风云》等，都讲到了国民党对正面战场的贡献。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这就是两岸文化杂交的正面效应。
台湾的“志工文化”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文化，许多台湾人利用个人时间自发从事志工活动，为社会服务，取得良好的效果，获得社会高度评价。而大陆的“义工”虽然起步较晚，但通过与台湾交流，向台湾学习，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除此之外，两岸文化杂交还可以找到许多事例：台湾选手来大陆参加《中国好诗词》擂台赛，台湾大妈跳起广场舞，唱起《小苹果》，大陆旅游者赞赏台湾的人情味，厦门市出现一些“台湾夜市”，等等，都显出两岸民众互相欣赏、互相喜爱之情。
伯克指出，对文化杂交的反应有4种形式，接受、抵制、隔绝、适应。接受应当是最好的。喜爱表示欢迎，表明愿意接受，这体现了两岸文化杂交良好的效果。
二
当然，两岸的文化杂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接受，抵制和隔绝也不少见。例如，大陆文化传入台湾，往往被有些人认为是“文化统战”而加以封杀，台湾文化进入大陆，过去也曾经历曲折。
尽管如此，值得重视的还有适应和包容。如邓丽君的歌曲从一开始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到被大陆接受，现在两岸还合拍了电视剧《邓丽君》。台湾有人责问割舍中华文化的论调：“台湾的饮食习惯、妈祖、关公、三太子甚至我们的名字都来自中文，怎能割舍得了呢？”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事例：大陆学者王建朗承担《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中的《战时外交》一章，论证“八年之后，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一跃进入中心地带”，“中国在这八年中取得了近代百余年间最大的外交成就”。起初有人质疑他：“你是不是替国民党评功摆好了？”后来，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王建朗说“现在（这个说法）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有了适应和包容，文化的碰撞和杂交就会激发出创造性，出现新局面和令人振奋的结果。不妨再举几例：
台湾作家张德芬这些年在大陆出版了《遇见未知的自己》系列心灵成长畅销书，销量达600多万册，在台湾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受她影响的人如此广众，她书中所说的价值也可以在大陆落地。台湾文化人林谷芳指出：“这样的人愈多，两岸的生命就愈有彼此了解的基石。”
由台湾画家许文融创作的、被誉为“现代台湾版《清明上河图》”的巨幅画卷《台湾风物图卷》，与动态的《清明上河图》在深圳联袂展出，许文融表示，两幅作品以一古一今、一动一静的姿态实现联展，对于两岸中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有人评论说，这也充分说明了两岸都在寻找文化复兴的当代对话，只要点子找准了，是可以获得两岸共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参与统筹《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工作，他说，“受邀参与这套书写作的学者极少有推辞，而台湾学者此次的来稿，基本上都能尊重大陆的一些表述习惯，同时也大体保持了台湾学者的写作特色”。他们在统筹稿件时，每篇文章“基本会尊重作者本来的研究和表述”。一些暂时没有共识的历史问题，就不作专门论述，适度淡化或暂时搁置。
这说明文化杂交可能出现不少共同语言，达成不少新的共识，增进相互理解。
三
文化杂交理论给我带来两个联想。其一，文化杂交理论有这样的观点：在文化碰撞过程中，“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表现得更加激烈，这些地区被称为‘接触区’”，或称“贸易区”，它是“两个迥异的群体能够找到共同点的区域”。就两岸文化杂交而言，我想，福建就是这样的地区。福建文化与台湾在地文化本来就有渊源关系，可以找到更多共同点。例如，福建的“南音”与台湾的“八部和音”同台演出，让这两种古老的音乐艺术跨越海峡相逢、相知。厦门与台湾共同合作创作演出的歌仔戏《蝴蝶之恋》，受到台湾民众的好评。厦门闽南大戏院与台湾音乐时代剧场联手打造的音乐剧《微·信》，以“网路生活”及“两岸爱情”为题，穿插呈现台北、厦门双城的风貌，讲述一个属于两岸的当代爱情故事，探讨“新一代两岸青年的关系”。台湾万星影视集团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投资成立的海峡两岸影视制作（漳州）基地，吸引两岸影视团队来这里拍摄。2014年，厦门海沧区成立了大陆首个“两岸义工联盟”。为更好地吸取台湾的经验，福建省还聘请台湾社会工作者对福建社会工作者进行督导教学、培训，开展实务经验分享，探索建立符合福建特色的社会工作督导体制，推动社工机构良性运作。
一位台商发现在福州“新娘秘书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她就回台湾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并计划考取彩妆和形象设计方面的从业证书，将台湾的服务理念和方式全部引进福州来。一位台商接受顾客意见，改变单一品种的经营，办起多品种的餐饮店，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厦门台商庄许家菱说：“我来自台湾，不管离开多少年，始终深爱故乡且从不因其内部的族群动乱而引以为耻。我也是‘新厦门人’，也从未停止过努力的打拼奉献，并希望这片土地的未来越来越美好。”
据调查，65%以上的台商认为台湾和福建两边的生活都比较习惯，84%的受调查者已经或正在考虑在大陆长期发展。这表明，在闽台商在中华文化认同、日常生活安排、事业发展规划及日常生活感受方面，“大陆”和“两岸”兼顾的双向认同趋势明显。
看来，把福建作为发展两岸文化杂交的重点地区，应当会收获更为显著的成果。
其二，进而联想是否可以在某一个领域优先发展两岸文化杂交？文化杂交理论指出，“追求时尚”是文化杂交中最容易为人们接受的东西。我想，流行文化领域应当是两岸最有共同语言、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
上述文化杂交的实例有不少涉及流行文化，因为通过流行文化，两岸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流行文化含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元素。两岸流行文化的杂交，是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杂交。两岸青年有了共同的聚焦点，双方不断碰撞出火花，互相影响，取长补短，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兰陵王》有四位台湾编剧，《中国好声音》让两岸青年有机会从这里“发迹”，文化杂交产生了两岸都认为是“自己的”东西。正如一些流行音乐那样，它不再是“你们的”或“我们的”，而是“咱们的”了。
文化碰撞、文化杂交可以带来文化创新、文化认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两岸文化杂交是达成两岸文化认同的途径之一。所以，不要小看文化杂交。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学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