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阅读赵焰长篇小说《无常》第一季《春之侠》。不时将页脚打个折印，作为反刍记号。结果，几乎每隔两三页就打个折。废卷而叹，那本锦黄色佛经样封面的《无常》，就像一把抒情到极致的手风琴绽放开来。
余华《鲜血梅花》的惊厥错愕，三岛由纪夫之剑的神秘诡谲，卡尔维诺《不存在的武士》宏阔深邃的寓言意象，还有“无常”二字咒符一样所蕴藉的东方哲学，一时隐隐绰绰，氤氲升腾，让我像是中了蛊，斜摊在椅子上喘粗气。
晚上就着馒头稀饭，我端着一杯威士忌对老婆说：“中国如果有几十个赵焰，顾彬也不至于放言无忌，说什么中国文学不属于世界文学的昏话了。”前不久，一篇《顾彬：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的文章风行网上，顾老爷子说中国作家文字烂，眼界窄，不用功，让人憋气又不得不心服口服。
我读书不多且偏食严重，尤其迷信“洋鬼子”——洋人、死鬼、夫子（大家）。例如布罗茨基就符合这一标准，前不久出版的《小于一》肯定不容错过。相关中国内容的，我偏爱近代史，它直接引发了我的智性与理性的觉醒和再启蒙，人生前二十年像是鹅肝专用大白鹅被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所灌输进去的东西，得以呕吐排泄，以致稀里哗啦。其中，既是呕吐剂又是营养补充剂，同时美味可口的多是费正清一类的西方汉学家著作。然而，思维一旦产生一些定式，往往就有意想不到的打破这一定式的惊喜。赵焰的近代史及近代人物写作，就是让我耳目一新的为数不多的这类作品。
“晚清人物三部曲”横空出世，给我直截了当的感觉是，赵焰构筑了一个“赵氏史观”。惊艳之下，我在自己编辑的都市报读书版面做了相关推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近来因补课而匆忙阅读的小说《无常》和文化随笔《野狐禅》更让我惊喜，无意之间，我回味出了一个咂摸已久的问题——“赵氏史观”是怎样炼成的？
历史是客观的，历史观却是主观的。每一位有头脑的或者貌似有头脑的历史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考察和记录评述历史的态度可以是真诚的，也可以是不得不摆出真诚姿态假装真诚的。
日本有位司马迁的追慕者，叫司马辽太郎，“比司马迁差得太远”的意思，写了一大堆的历史小说，以冷静、理性的历史观来审查主观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因此，有人称他的历史小说为“非意识形态”的历史小说。
美国也有一位司马迁的粉丝，史景迁，单看名字，古色古香，和司马迁的那位日本粉丝一样，是“景”仰太“史”公“迁”的意思。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有浓郁的文学意味，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历史资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就是叙述，就是讲故事。横看成岭侧成峰，历史是一种后人的文字构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说得精彩，时间能让野狐禅变成了青铜色的正典史册。没人质疑司马迁，“呵呵，霸王别姬，你咋知道滴？现场有第三者吗？”
赵焰的“晚清三部曲”是严肃的历史作品，却因为独特的叙述品味和无处不在又了无痕迹的“赵氏史观”一炮走红，登陆畅销榜，一时洛阳纸贵。对于那些被千篇一律、陈词滥调的历史观和粗陋文字败坏的肠胃来说，赵焰的近代史写作，补气健胃，祛邪扶正，清新可口。《野狐禅》作为散文随笔没有“晚清人物三部曲”的煌煌气势，但是，从精气神看，最得其中三昧。
在《是谁杀了宋教仁》一文中，赵焰说，应该把各方面的材料摆在一起，然后用人情事理，用大侦探波洛的推理判断来还原真相，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给个理由先”。大侦探波洛的思维钥匙之一就是保险公司理赔员的第一疑问，如果是骗保，谁是最大受益人？近代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悬案，读者自可扮演一番波洛侦探。
再如论述袁世凯之死。我们自小被填塞的理由是，民心所向，倒行逆施云云，但是，在庄士敦眼里，“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在那个中国人的识字率只有5%甚至更低的年代，资讯闭塞，民智蒙昧，庄士敦的说法显然更符合经验和常识。赵焰说，“其实历史就是曾经活过的现实，一个人，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现实生活，他了解的，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只会是字里行间的某个片段”。也正是因为这样，赵焰的文字有温度有纹理，更有抗时间氧化能力。他对于历史的细节可能不如历史学家，但是，对于整体的把握让专业历史学家显得幼稚可笑。
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么我就无法写下去。同样，我能揣摩出赵焰在近代史写作的态度，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体会不到那个人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也是写不下去的。与其说这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如说是一种人道主义良知。”
当下中国充满了暴戾和貌似“正义的火气”，赵焰对刺客吴樾、施剑翘的短短几句清醒又轻松的评断，几乎就是对克罗齐的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现身说法。我甚至有这样无厘头的遐想，前一阵子微信朋友圈里疯传“判处人贩子死刑，立即执行”，转发的没头脑们中间，一定不会有“赵氏史观”的读者和会意者。
历史学者“笨人多”，皓首穷经，孜孜矻矻，赶猪一样驱赶一大堆繁乱素材，但至多也只是不完全归纳，方法论缺陷注定了其结论的莫名其妙和蛮横取闹。赵焰说，“哲学不会让人得到最后的清晰。历史也是。或者说，只要是时间范畴内的东西，就存在着绝对不确定性，也没有最后的答案”。因为看得透，看得开，赵焰没有“以理服人”，不服就不放人走的执着，点到为止，你可能幡然醒悟，也可能在随后莞尔一笑，对，说的好！但这两拨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随它去，没有机缘不强求。“晚清人物三部曲”的畅销是个意外，说明这个看似混沌的社会主流，与“赵氏史观”有暗合的潜流。
读赵焰的历史叙述，最让人舒服的是他的文字。文字是“赵氏史观”的风貌风采，同时也是工具和内容。“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消失了。”（《晚清之后是民国》楔子）
赵焰的文字明晰，流畅，吴带当风般疏朗俊逸，中西文化交融自然生成的转基因修辞小亮点随处可见，无论是穿上马褂吟诗作对，还是西装革履探讨存在主义，无缝对接，游刃有余。徽州山水，桐城文章，欧雨美风，现代艺术，东西方宗教，一通百通，圆融无碍。“博综六经，外善三玄，性度弘伟，风鉴朗拔”，何尝不是赵焰的自我期许。他说自己的英文不好，并引以为憾，这让我颇为诧异。
正如顾彬所诟病的，中国作家的活儿不讲究，首先是文字粗糙，缺乏个性风格，其实，我觉得顾彬只说对了一半。对作家来说，从来就没有单纯的思想包装纸，文字的粗糙源于思想和思维的粗糙，我欣赏王小波、王朔、王蒙、朱大可、汪曾祺、木心等，我们很难说到底是欣赏他们的文字还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怀。赵焰的文字辨识度很高，不以铺张扬厉和华丽辞藻吸引眼球，其内在灵动超越了外观辞藻。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相信，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学的，实质上，特别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历史学只有大胆地利用当代科学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成果，才可能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史景迁小说味道浓郁的“史氏史观”，写作《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的“黄氏史观”，先被质疑后被追捧，可以被视为对这一历史哲学的验证。同样，“赵氏史观”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鲜活注脚。小说《无常》中《春之侠》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美”这一宇宙最高法则的追求就是抵近和解读“赵氏史观”文化精髓的路径。
“春子对林原说，‘你是剑客，但你击剑的姿势并不完美，所以你不可能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
《春之侠》将世界本源之美，推至哲学乃至宗教地位。“自然界中色彩为什么显得那样生动，那是因为每一种树木、花草都自由开放，他们心无旁骛，想开放就全力开放。”诸如生命自由、探索未知、追求崇高等人类最尊贵的价值都是美的放射与体现。
有时我恍然迷惑，“赵氏史观”是由语言编织的，抑或其语言是由思想和情感直接编制的，两者水乳交融，经纬交织，构筑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开阔的观景台。这个平台在骨子里是高贵的，但丝毫没有高傲的心气。在赵焰眼里，就是一心境。“心境是很重要的，一宽容，一智慧，就有心境了。心境开阔了，博大了，淡漠了，就开始闲了。心闲了，才能闲话闲说，落笔所到处，满纸桂花香。”
赵焰在喧嚣的环境中写人类的故事，窗外的城市在疯长，风景在轮回，不知不觉已是著作等身。赵焰的作品主要分为几部分：一是晚清系列，二是徽州文化系统，三是小说《无常》、《彼岸》、《色空》组成的“娑婆三部曲”，四是一些散文、随笔、短篇小说等。还有就是在写的长篇小说《千里走单骑》（东方出版社拟于明年出版），以及《中国文化九讲》六十万字讲稿。
相对于“赵氏史观”统领的历史人文写作及文化随笔，我更期待赵焰的纯文学创作。我能感受到他对来自范式写作固有束缚的不爽。他对精神自由与创造自由的渴求沛然如江河，甚至是美，宇宙最高法则之一，但在比宇宙更深邃的境界里，也同样具有半成品的性质。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中也说过这样的话：“美，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怨敌。”尽管我们认为三岛的死就是美的极致追求所致。
赵焰说，所有的艺术、哲学和人生，从最高准则来说，都是半成品，人们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都只是雾里看花——如果溯本求源，都是由同一种东西维系着，是所谓“道”了。它超越万有引力，量子力学，麦克斯韦电磁方程，是美，是爱，是“无常”。
几年前还有人对我说：“老赵，将来就是中国的茨威格。”茨威格我喜欢。我说：“二十年后，必成大家。”现在看来，用不了二十年。但读者的期待对赵焰是空气，他只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你期待以“高大上”，他弄不好端出“野狐禅”。还是祝福1945年生人、口无遮拦的顾彬老爷子吧，希望他硬硬朗朗再活二十年，再写一篇论述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文章，他的结论或许会有大的改观。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