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革命党人实现革命目标、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从而把对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建立在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孙中山关于民族精神的阐述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精神；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1-0021-04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光大民族精神遂成为引领近代中国历史潮流前进的一面旗帜。其中，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精神的阐述则是其三民主义思想，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色而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动力
孙中山既以民族主义为职志，必然会注重民族精神的提倡。“振兴中华”、复兴国家和民族，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的理想。如何才能发动民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呢？他认为必须用一种精神力量去鼓舞和激励广大民众，才能夺取民族革命的胜利。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民族精神。于是，他便把弘扬民族精神视为进行民族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1903年12月，他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宣称：
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1］（p.227）
他在这里使用的“民族主义精神”，与今天人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在词汇表述上尽管有所区别，但其含义却是相通的。他后来多次使用“民族精神”一词，并多与“民族主义”联用。他在《三民主义》演说中即称：
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2］（p.189）
他还把民族主义称为“民族之正义之精神”，即民族精神，认为这种精神一旦被焕发出来，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故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3］（pp.186-188）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总是与提倡民族精神相联系，并把弘扬民族精神视为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贫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族精神的颓堕，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振奋国民的精神、鼓起“国民志气”。他说：
用历史证明，中国是富强的时候多，贫弱的时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证明，中国人实在是比外国人优。弄到现在国势像这样的衰微，自然不能不归咎于我们的堕落，因为堕落所以便不能振作。怎么样去图国家的富强？我们要图国家富强，必须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团结起来，公同向前去奋斗。万不可自私自利，只知道要自己到什么地位，不知道国家到什么地位。我们有了这项志气，便是国民志气。［4］（p.540）
他所说的国民的精神、“国民志气”指的就是民族精神。反之，如果民气不振，民族精神受到摧残，国家复兴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以近世中国民族精神因清朝统治者摧残与外国列强束缚而导致颓堕为例，强调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指出：
中国二百多年前，亡国过一次，被满洲人征服了，统治二百多年，事事压制，摧残民气，弄到全国人民俯首下心，不敢振作。我们近来堕落的原因，根本上就在乎此。十二年以来，我们革命党才把满人的政府推翻，不受满人的束缚，但是还受许多外国人的束缚。［4］（p.540）
尽管他把清朝入主中原视为“中国亡国”显然有误，但他对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族人民精神摧残的揭露却是事实。他认为只有恢复民族精神，才能唤醒沉睡中的民族，实现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的地位：
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2］（p.242）
孙中山始终重视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把弘扬民族精神视为振兴中华的先决条件。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品德，诸如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又有从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中挖掘出的精神美德。以下撷其大要论之。
二、孙中山关于民族精神内涵的阐述
孙中山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内容相当丰富，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提倡爱国精神
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坚毅地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动力则来源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1］（p.222）1917年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着手撰写《建国方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斗争需要，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他感慨地说：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5］（pp.157-159）
他在晚年虽然身染沉疴，依然时时牵挂国事，深以救国理想未实现为抱恨终天之憾事。他在逝世前一天对党内同志说了这样一番话：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不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6］（p.638）
他在临终遗嘱中强调“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憧憬着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强盛的新中国的出现，展示了一位革命家的远大胸怀。从早年组建兴中会呼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临终时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遗愿，孙中山无愧是践履爱国主义精神的楷模。
（2）表彰革命精神
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非常注重对于革命精神的提倡，并以此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他所提倡的革命精神包括坚守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理想与信念、不畏强敌、勇于牺牲等道德情操及精神品德。他认为，革命精神是进行革命的根本条件，没有这种精神，决然不能战胜敌人。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就把具备舍生忘死、勇于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作为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他说：
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1］（p.298）
他告诫自己的部属：
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7］（p.297）
无论是在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还是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里，都有许多志士英烈，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被表彰为发扬革命精神的楷模，以鼓舞士气，激励来者。在孙中山留下的文字中，称颂、表彰革命英烈的文章、祭文、演讲、著述不胜枚举。仅在1912年3月的一个月中，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发布了14道表彰、优恤革命烈士的祭文、政文，如《祭革命死义诸烈士文》（1912年3月1日）、《追悼粤中倡义死事烈士通告》（1912年3月5日）、《令陆军部准建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陈三烈士文》（1912年3月5日）、《祭武汉死义诸烈士文》（1912年3月17日）、《祭江皖倡义诸烈士文》（1912年3月20日）等，不仅寄托了孙中山对于革命英烈的深情怀念，也表达了他对于诸英烈革命精神的倡扬。他尤其对牺牲于1911年广州起义的诸英烈称颂备至，多次著文表彰缅怀，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十九日围攻两广总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寿。……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血史，可传世而不朽。［5］（p.50）
他以诸英烈的革命精神作为革命党人、革命军人的资格与标准，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作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他说：
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作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作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要用什么方法才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7］（pp.298-299）
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精神的提倡者，也是这种精神的模范实践者，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奋斗，为国人做出了奉行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对此，毛泽东称赞说：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8］（pp.111-112）
（3）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充实民族精神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的复兴、民族精神的弘扬，必须深深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一个民族如果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即“固有的道德”高尚，即使其国被外来势力所灭亡，也能凭借“固有的道德”优势而把外族同化，获得生存恢复曙光。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言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的时候，非常注意恢复中华民族的“固有的道德”问题，以为民族精神的弘扬确立的文化传统渊源。他说：
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2］（p.244）
提倡民族精神究竟需要哪些“固有的道德”？孙中山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2］（p.243）
孙中山提倡“固有的道德”、主张恢复传统文化，并非如有人所指责的是“向儒家思想回归”、向“封建传统文化妥协”，而是一种文化思想的升华。他对所主张恢复的“固有的道德”如忠孝、仁爱等，都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作了新的解释。如关于忠德，孙中山认为过去讲“忠”指忠于君主，是不对的，但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德不能没有。他说：
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的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2］（p.244）这些解释与消极地“回归旧道德”风牛马不相及，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对传统文化持有的既吸收、又扬弃的正确态度。
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它不仅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而且反对一切外来民族压迫，力主恢复中国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中的国际地位，正确地回应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危机。孙中山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革命党人进行民族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注重对传统文化及道德的更新与改造，从而把对于民族主义的倡导、民族精神的弘扬，建立在坚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使其获得更为广阔与丰厚的社会土壤。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