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人走完了她一百零三岁的漫长人生旅程，她就是苏雪林。她是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享年最久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和画家于一身，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述六十五部，创作二千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女作家，由于其政治倾向性、个人性格以及其他社会原因，一生命途多舛，充满了矛盾与是非。
念“讹音”的教授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雪林是以作家名世的，但她的一生都是以教书为业，从一九三*9誘年执教安徽大学，到一九七三年从台湾成功大学退休，前后长达四十余年，差不多也算现代作家中执教最长的了。苏雪林最早到大学执教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六年在东吴大学的兼职。
此时婚后不久又失去母亲的苏雪林正在上海夫家赋闲，她觉得自己爱情理想亲情一个都未能实现，生活十分苦闷，就在这时接到恩师陈钟凡的信。陈是她北平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对她一向十分赏识，并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得知她归国的消息，特地让她到苏州见面，介绍她担任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主任，并到东吴大学兼课。讲好景海月薪一百元，东吴月薪五十元。这对苏雪林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不仅藉此可以逃出上海夫家，而且也可以经济上独立。担任女子师范课程她自信有把握，可到大学讲课却有些犹豫，毕竟自己也只有大学学历。陈钟凡鼓励她说：你不用担心，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按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胜任，你就去讲讲诗词选，我会让人关照你的。这一说，坚定了苏雪林的信心。
一九二六年刚过春节，苏雪林就到了苏州。考虑到丈夫张宝龄上海苏州两地往来不便，不久把张宝龄也介绍到东大任教。这是苏雪林第一次到大学任教，当时只是兼职。一年后两人因感情破裂，张宝龄便离开苏州回沪。第二年夏天苏雪林也辞去苏州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在沪江大学找到了一份国文教师的工作。此时的苏雪林希望多尽一份妻子的责任，挽回两人冷淡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两人关系却越来越僵，所以当她接到安徽大学新任校长杨亮功先生的邀请信，请她担任安徽大学教授时，她立刻接受了邀请。时为一九三〇年六月。
她同意接受安徽大学邀请，一方面是想藉此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另一方面，担任东吴和沪江教授期间，她写过几篇论文，她觉得“我的天性本近于学术研究，从此更有志为学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安大邀请的几位教授像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刘英士、朱湘等人，不是同学便是熟人，而且安大所在地安庆是她多年前读师范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此前她还是莘莘学子，这次她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大学教授了，所以接到聘书后便欣然前往，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安大聘请的名义是教授，月薪二百元，在当时可算是非常优厚的。苏雪林教的课是世界文化史，同时兼女生指导员。世界文化史没有现成资料，她只好从图书馆中借几册世界文化史自行研究。好在在法国学习艺术史时，买了几部艺术史，其中有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等古代文化，又有画，图文并茂，学生听了也很有兴趣，这种西方文化研究对她后来从事屈赋比较研究产生过很大启发。
安大虽是省立大学，但因为新建，学风不严，风潮不断，许多教师半途就辞职了，陆侃如夫妇教了半年也走了。由于管理松弛，学风很坏，男生到女生宿舍唱歌喝酒谈恋爱，经常闹到半夜，简直肆无忌惮。苏雪林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既做女生指导员，她觉得就有责任制止这种现象，于是经常前去干涉，责令那些男生九点钟之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否则记过处分。为此与那些男生经常发生争执，被骂成老封建，但她一点也不退让。她的干涉得罪了那些谈恋爱的男生，久而久之引起了报复心理。一天她从外面回宿舍时，经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从黑暗里飞出一块石头砸中了她的前额，苏雪林没想到会受到暗算，顿时血流如注，连忙用手帕捂着，一连用了两条手帕，也没能止住血，最后到医院缝了几针才止住。她额上的一块疤便是在安大当指导员的永久纪念。这件事促使她产生了早日离开安大的决心。恰好不久她就接到了国立武汉大学的聘书。说起来她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九三一年夏天，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珞珈山成立，校长王世杰带人到上海招生，邀集人批阅国文和三民主义试卷，由于人手不够，袁昌英向王世杰推荐好友苏雪林参加。苏雪林阅卷速度奇快，半天就阅了近百份，使共同阅卷的周鲠生十分吃惊，好友袁昌英更是逢人便宣传，一时广为人知，也引起王世杰的注意。所以武汉大学成立后，王世杰便向她发出邀请，听说同去的还有袁昌英、凌叔华等几位好友，简直喜出望外，当即辞职前往珞珈山，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三位好友以其文才后来被人称为“珞珈三杰”，名动一时。
刚到武汉大学，苏雪林就碰到一件令她十分尴尬的事，当初请她来讲好是做教授的，但发给她的正式聘书却是特约讲师。此前她在安大时就是教授，现在连降了两级，反倒成了特约讲师，怎么也想不通，那种被人轻视的感觉很不是滋味。她对好友袁昌英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袁昌英一听，知道她误会了，连忙解释说：“武大为尊重名器，所有教师都称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你这特约讲师，等于别校的副教授，将来升格为副教授，就等于别校的教授。”听说像陈源、杨端六这样的人也只聘了副教授，像她的资历能聘一个特约讲师就已经很照顾她了，所以顿时心里好受了许多。苏雪林初到武汉大学时教的是中文系基本国文一班，别系国文一班，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一班，每周有十三个钟点的功课。中国文学史讲义是自编的，要参考许多资料，她毕竟不像那些老教授有老本可以吃，一切需从头开始。一天，文学院院长陈源说打算请她在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楚辞在中文系是门大学问，一听她就慌了。陈源鼓励她说：“我看你行，你在现代评论上发的那篇《屈原与河神祭典关系》就很有新意，未必比陆侃如、游国恩他们差。”见院长这么说，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此一头扎进屈赋研究里。后来她没有辜负陈源的期望，终于另辟蹊径成为著名的屈赋研究大家。
苏雪林后来成为屈赋名家，还与一件事对她的刺激不无关系。提到这件事不能不提到时为武汉大学教授的刘永济。刘永济本是东北大学教授，研究屈赋的名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解散，苏雪林力荐他到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他曾担任文学院院长。但他做的两件事却令苏雪林一生耿耿于怀。一次苏雪林偶然得到了解决屈赋的线索，写了《月兔源流考》等几篇自认为很有新意的文章，但刘永济却以文章不够严谨为由，拒绝在武大季刊上发表。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刘永济聘请程千帆担任中文系主任，没有与她商量就把她教的中国文学史前半段分派给了程，只让她教后半段。中国文学史前半部内容丰富，很受学生欢迎，后半部等于是块骨头。这对苏雪林来说无异于口中夺食。刘永济这样做显然是从工作出发，未必有什么个人恩怨，但苏雪林却一辈子也未能释怀，从此也激发了她研究的决心。
武大并不缺少伯乐。有一件事几十年后仍然令苏雪林感激不已。武大的学术空气一向比较保守，讲究小学功夫，述而不作，以黄侃最具代表性。虽然苏雪林已经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史》等六本书，但在那些老教授眼里，她走的是一条野路子，难登大雅之堂，其研究观点也常常遭到一些人的诘难。还有一个缺点也常常成为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那就是上课时常读错别字。由于小时受父亲和塾师不规范教育的影响，在课堂上常常以讹传讹读错别字，结果被一个受过处分的学生告到系主任那里，并被人恶意传播，成了她的一大污点。年终考核续聘时，几个资深教授都投了她的反对票，院长陈源有心帮忙却爱莫能助。关键时刻校长王世杰站起来说，虽然苏雪林是自修成功的，但从她所发表的几篇屈赋研究文章看，她还是很有见解的，她读的古书并不少，也不是没有学问之人。这样的人不能因为读了几个错别字就辞退。念几个错别字在自修的人是难免的，慢慢她会改正，也不致误人子弟，我主张续聘。一锤定音。后来的事实证明，王世杰没有看错人。
从有关资料看，虽然苏雪林是一个好作家，却不太长于教学，她的口才远不如她的笔。有一件事可以为证，一九三四年她在接手沈从文教现代文学课时，许多学生慕她大名而来，没有想到她的课上得十分枯燥。她对现代文学课本无兴趣，上课时连名都懒得点，许多人干脆溜之大吉，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如果不点名，下次也就没有人来上课了。”多少也算是对她的抗议。
在乐山度过的八年战时教学生活，是苏雪林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八年四月苏雪林随校入川。限于当时条件，学校设在文庙，教师宿舍只能自找，苏雪林先租借在城西一处叫“让庐”的中式出租楼房，后因不堪房租迁居山上三间民房里，直到胜利复员。那时物价天天飞涨，教授工资却不涨，饶是这样，她一个人的工资最多时要养活亲戚七口人，“眼看着要饿死”（袁昌英语）。为了生计，课余便在门前开荒种地养鸡，补贴家用。她所有的积蓄在“八一三”沪战时全部捐给了国家，相当于黄金五十两，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可她无怨无悔，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当时物资匮乏，好友袁昌英回武汉前，送她一小袋锈铁钉，她当成了宝贝，一直带回了武汉。
婚姻———“一个美丽的谎言”
苏雪林的婚姻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做过前清知县的祖父在上海做寓公时，做主把她许配给江西做五金生意的商人张家次子。张家对苏雪林的才名和出身非常满意，为了和她相配，许诺将儿子送到美国留洋。一九一七年，从安庆第一女师毕业后，张家提出完婚要求，苏雪林本不满意这桩婚姻，以上大学为由拒婚，与祖母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淋巴结核复发，结果大病一场，这件事才拖了下来。到法国留学后，才在母亲的建议下，开始与远在美国麻省的未婚夫张宝龄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
张宝龄写得一手好字，英文也很漂亮，但他的信简直就像公文，苏雪林埋怨说：“他的个性好像甚冷僻，对任何事都无兴趣……同他通信索然无味。”通信的结果令她十分失望，大约一个学文学艺术，一个学工科的原故，两人性格爱好都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尽管这样，苏雪林还是希望他拿到学位后，到法国读博士，共同欣赏法国艺术和欧洲风光，在欧洲建立小家庭。她把消息在朋友中公开了，大家都为她高兴，结果张宝龄不仅不领情，反而一口拒绝了，这件事大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在朋友面前丢尽了面子。一气之下，她给他写了一封毁婚信，在发出前的最后一刻才撕毁。尽管这样，她还是写信向父亲表示了毁约的想法，结果遭到父母的痛斥与坚决反对。万念俱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苏雪林受洗成为一名新教教徒，甚至想出家修道远离尘世。就在这时，接到大姐的信，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希望在临终前见到她最后一面。从童年开始，母亲一直是她的守护神，为了母亲，苏雪林毅然中断在法国的学习，于一九二五年春天启程回国。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为了母亲最后的心愿，苏雪林与张宝龄在老家岭下村完全按当地习俗举行了隆重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苏雪林已经二十九岁了，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结婚居然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尴尬和不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女儿的婚姻并没有延长母亲的生命，一个月后母亲还是去世了。苏张二人从结婚到苏雪林离开大陆前，一共二十四年，其间二人聚少离多，加在一起也不过寥寥三四年时间，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婚姻。婚后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要算是他们在苏州度过的一年多时间。当时苏雪林应邀担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中文系主任，同时在东吴大学兼课。不久张宝龄也应聘到东吴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他们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在天赐庄一栋小洋楼里。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园子，里面长满了杂草。两人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莳花，养金鱼，斗蟋蟀，吟诗作画，其乐融融。学造船出身的张宝龄还在苏州葑门十二号为他们设计了一个船形的新居，这段时间是他们婚后最美好的时光。正是这段甜蜜生活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散文名著《绿天》。书中许多篇什基本上是他们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爱情之舟并未能顺利地远航。两人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导致了两人感情的裂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两人性格志趣不同，张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骨子里却希望妻子三从四德以他为中心，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显然是苏雪林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婚后苏雪林经常资助大姐和寡嫂，这也使丈夫很不快，有次甚至借故把她的书扔了一地。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绿天》只写了一半，爱情就破灭了，所以苏雪林后来自嘲地称之为“美丽的谎言”。
尽管苏雪林对丈夫十分不满，但对婚姻却十分忠贞。其实，无论婚前还是婚后，苏雪林都不乏追求者和意中人，这从她自己的文章《家》和《绿天》中都可以看出。但她都经受住了诱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要算是发生在法国里昂的热恋。那时她刚到法国，人生地疏，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碰巧对方读过她的作品，对她仰慕已久，两人几乎一见如故。时间一久，两人关系日益亲密，经常像恋人一样一起外出散步写生看艺术展，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在最后一刻，她还是理智地选择了与对方分手，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初恋。
苏张二人感情破裂后，双方都有离婚的想法，但为了家庭名声，最后还是选择了维持。破镜难圆，所以当苏雪林到武汉大学执教时，干脆将大姐接到一起，组织了奇特的“姐妹家庭”，一直到她大姐去世。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绝无仅有。名存实亡的夫妻之间只偶尔书信来往，后来连信也断了。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对夫妻之间关系的冷漠。一九四三年武汉大学拟聘请张宝龄担任机械系教授，而苏雪林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通过公公才打听到他在云南。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张宝龄从云南来到乐山，夫妻才重新团聚，但也只是在这个姐妹家庭中另加一张床而已。也许因为时事艰难，张宝龄比以前似乎懂了许多人情世故，彼此也少了争吵。此时的张宝龄为人和气，十分健谈，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苏雪林尽可能照顾他的生活，但两人再也不可能鸳梦重温。有一件事非常说明问题，抗战胜利后，许多家庭都在享受着复员的快乐，张宝龄却坚决辞去武大的工作回到了上海，从此这对夫妻就再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一九四九年，苏雪林去了香港，张宝龄留在了大陆，天各一方，这对冤家也就永远分开了。张宝龄逝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一年之后苏雪林才辗转得到消息，至此这个婚姻悲剧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苏雪林一生沉沉浮浮，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就淡出了大陆文坛，并从现代文学史书上销声匿迹，以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说是身世寂寞。这固然有两岸隔绝的政治因素，但究其主要原因不能不提到她早年与鲁迅的恩恩怨怨，尤其在鲁迅去世后她发表的那封致蔡元培公开信最为人诟病。
从公开记录看，苏雪林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那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北新是当时惟一出版新文艺的书局，此前苏雪林已经在北新出版过《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李商隐诗》二本书，这次因为《绿天》的成功发行，苏雪林是作为文艺新星受到特别邀请的。苏雪林到北新时客人大多到了，因为《绿天》的巨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就连散文大师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最后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使满腔热情踌躇满志的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现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大家也感到有些意外。鲁迅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敏感自尊的苏雪林，也在她心理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阴影。
苏雪林很难理解鲁迅对她的态度，后来经人点拨才明白，因为她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又与胡适、陈源过从甚密，自然被鲁迅划入了现代评论派。其实这多少有些苏雪林的主观推测，以鲁迅的性格，对初次见面的晚辈作者点头致意，也未必不正常。但苏雪林从此认定鲁迅是个心胸狭窄傲慢无礼的人，一直不能释怀，后来她处处以鲁迅为敌，多少与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点令苏雪林反感的，是鲁迅对胡适和她朋友的攻击。一九二八年北平女师大学潮，鲁迅对杨荫榆和章士钊进行声讨，陈源在现代评论上替杨、章二人说话，结果也遭到鲁迅痛击，由此引发一场笔战。苏雪林是女师大（前身是北平女高师）学生，又是杨荫榆的学生，情感上自然地就站在了陈、杨一边，把鲁迅当成了学生运动的煽动者，后来章士钊的私宅被激动的学生烧了，她也认为是鲁迅煽动的结果。苏雪林最不能容忍的，是鲁迅对胡适的批判。她一向把胡适视为自己恩师，而鲁迅却时时出来对胡适冷嘲热讽，令她大为不满。这些点点滴滴加在一起，激起了她骨子里的反叛意识，她本来就是一个不通世故、率性而为，甚至有些偏执的人，遇事缺少理性，十分情绪化，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全国文艺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祭丧活动时，她往日积攒下来的不满情绪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她决意要表现得不同流俗，不惧权威，于是发表了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鲁迅三大罪状。同样的信她也寄给了马相伯，马和蔡当时都是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据她晚年回忆说马接信后给她回了一封信，表示不去参加。从有关资料看，马相伯后来确实没有列入鲁迅治丧委员的名单，不知是她的信起了作用，还是因为别的原因，现已无从查考。蔡元培当时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不知道蔡元培的地址，苏雪林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但转交人觉得信的内容十分欠妥，没有转交，建议她慎重考虑。苏雪林对此很不满，这时恰好武汉《奔涛》半月刊来约稿，她就把这封信拿了出来。对方如获至宝，很快付梓，《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一发表，立刻激起了公愤，苏雪林也成了众矢之的。她自己说，“骂我的漫画、诗歌、杂俎，无所不有”，“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但她并不后悔，她自己说，“发表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并《与胡适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两文，文艺界便视我为异端，为化外之民。”公开信发表时距离鲁迅去世大约一个月，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件事都很欠妥，这也是苏雪林为人幼稚的地方，也是她情绪化的表现。就连她的恩师胡适后来在给她的信中，对她这种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并指出其文章中有“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在这封信中，胡适还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贡献，显示了胡适的大家风范。但在这件事上，苏雪林并没有听从胡适的话，后来还是写了一系列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在台湾结集出版，书名《我论鲁迅》，倒也体现了苏雪林偏执和任性的性格，可谓文如其人。
如果说苏雪林全盘否定鲁迅，也不完全符合史实。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应当知道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她对鲁迅《呐喊》与《彷徨》也评价甚高，认为“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在《冰心女士的小诗》一文中，她也认为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成就最大的“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女士的小诗”。这些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中较早的，而且也是比较公允的，由此也可见历史人物苏雪林的复杂性。
（选自《民国教授往事》/汪修荣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