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关于钟嵘所谓“滋味说”的研究愈来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众多关于“滋味说”的研究中，是否忽视了“滋味说”本身的存在问题？在通过相关论证后，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古代典型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并非是钟嵘有意提出和实际使用过的系统的理论，而是历代学者不断建构而成的传统诗学理论。
关键词：滋味说;钟嵘;《诗品》;古代诗论
“滋味说”通常是指南朝钟嵘所提出的一种诗歌审美理论。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著作《诗品》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在著名的《诗品·序》（1）中，钟嵘写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遣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2）一般认为，此处为“滋味说”的来源，关于这一诗歌理论，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和阐释，在当代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也是极其重要的诗歌理论。不过令人疑惑的地方在于，似乎只有中国的学者才倾心于“滋味说”的研究，而日本、韩国、欧美等海外学者，对于“滋味说”这一理论却鲜有论及，但中国学者却有较多论述“滋味说”的论文，这里以知网引用率较高的三篇论文为例参考
（1）吴调公《论钟嵘<诗品>滋味说》
（2）齐鲁青《论钟嵘开创的“滋味说”》
（3）赵盛德《论钟嵘的“滋味说”》
上述论文大都持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钟嵘提出了“滋味说”这种诗学观点，并将其视作本人批评诗歌的美学标准和创作的基本美学原则。并对“滋味说”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与研究。然而对于这样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必须慎重进行考证研究的，这些学者的论述固然精彩，但是不加考证就去直接分析“滋味说”的涵义，恐怕是有失偏颇的，大部分研究者单凭《詩品序》中的“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和《诗品》原书中寥寥提到的几句关于“味”的评论，就略过其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而直接去研究其涵义，这种研究实际是存有缺陷的。
一
实际上“滋味说”的概念，钟嵘本人并未明确提出来，就《诗品》一书内容来看，钟嵘也没有将其视作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仅以《诗品序》此段来看，“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只是在说明的五言诗的属性及长处所在，而“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的“味”作为动词出现，有“品味”、“体味”、“鉴赏”之意，则是从接受者的一方来说好的诗歌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就连诗品中论及相关所谓诗味的部分，也极其少见，除去《诗品序》中出现的两处，全书仅有两处明确写道“味”这种诗歌鉴赏观念，分别是上品中关于晋黄门郎张协诗歌的评论“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以及中品里评价应璩的诗歌“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这两处也仍是单从接受者本身来谈及对诗歌的审美感受，“味”与上述一样，皆是作为动词，藉以说明欣赏者的感觉而出现。《诗品》作为钟嵘表达自己诗论观点的重要且唯一的著作，假设钟嵘真的在序中提出这样的诗歌理论，在论诗却弃之不顾，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综观《诗品》一书，我们会发现钟嵘的主题，乃是想借此书来标榜五言诗的创作，进而改善文学风气，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钟嵘在《诗品》里提出根本的诗歌观点，首先是提倡最能运用赋、比、兴的诗歌样式——五言诗，其次是反对过度用典，主张创作应当“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同时反对诗歌“四声八病”的声律要求。他主张诗歌来源于人的感情抒发，指出诗人写诗是由于外物感发的，因而诗歌就与外界事物以及创作者情感产生了联系，于是就从“质木无文”的诗恢复到充满了饱满的情感的诗歌，上述这些观点，不仅在序中他就明确表明过了，而且在具体的对诸诗人的评判中，也不断流露出这些诗学观念。如评李陵，认为是外界对诗人的影响才致使李陵诗歌真挚动人：“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3）盛赞擅长写作五言诗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4）对诗歌的这些鉴赏观念，才是钟嵘有意提出并进行了实际运用的诗歌观念，至于序中偶然提及的“滋味”则有可能是无意之举。
二
论此是钟嵘偶然提及的，有以下之证：首先我们必须要在文本本身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凡理论家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定会在作品中多方面的进行相关的说明和解释，包含但不限于此理论的基本内涵、产生原因、目的以及运用方法等等，而所谓的“滋味说”，钟嵘本人并未加以详细的解释，在原典中也没有体现，诗歌为什么要有滋味？诗歌的滋味体现在哪些方面？诗歌如何写才有滋味？这些基本的问题钟嵘没有回答，恐怕也没有想要回答的意思，因为他的重心不是放在了诗歌“滋味”这里，上述的那些诗歌观念才是他的关注点。同时，在《诗品》中钟嵘并没有实际运用过这个理论，理论的存在正是为了指导诗歌的创作，而没有真正运用过理论显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不成体系的，因而也不能称作理论。
其次在以后的各版本《诗品》以及相关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滋味说”的研究和记载，明清以来此书传本约有12种：各本互有出入，在韩氏《群书考索》本中，序文中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韩氏本“味”作“咏”，如此一来，关于“滋味说”的另一支撑似乎也动摇了。《诗品》一书钩深致远，为后世诗话开山之作，极为重要，历代各诗话家都曾对其进行过探讨批评，不过主要多是将重点放在了上中下三品诗人界定、诗源、论诗标准上。在论诗上，则多关注其主情、避用事、反声律，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藉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以此为根本，而苦思难言者，往往不悟，钟嵘论之详矣。”（5）
少有关于“滋味说”本身的探讨与论述，一直到了近现代，有关“滋味说”的研究才逐渐兴起。
最后从表达习惯来说，用食物滋味来形容文学作品是已有的表达方式，在汉代，《淮南子·说林训》（6）中“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这里已经将“味”“言”“声”联系起来，杨雄《解难》中设客难扬子语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则将“味”与“文”“著书”相提并论，（7）王充《论衡·自纪篇》（8）“尧舜之典，伍佰不肯观，孔墨之藉，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已经将经典典籍同美味的食物模拟了，《自纪篇》又以“大羹之遗味”来比喻文章，在后来的“诗味论”中也常有这种比喻性的用法，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则正式以“味”引入诗评中了，由此观之，钟嵘不是首次提到“滋味”论诗，是在已有的表达上谈及的，但不能因此就说“滋味”一词跃身变成了“滋味说”这种理论，钟嵘偶然提到的语词显然是不能直接成为理论的。
三
凡此种种，实在不能说明钟嵘提出了滋味说这样一种论诗观点，从钟嵘所推崇的诗歌来看，的确充满情感的诗才是优秀而感动人的。这种感染人、打动人的力量无法言说，然而食物的美味却是人人可感，因此用食物中的“滋味”来说明诗歌的魅力，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人们对难以述说的某种事物要进行表达时，诉诸感官表达成为了常用的方法，因此钟嵘用“滋味”来形容五言诗的特别之处并非不可理解，但仅从“滋味”一词就认为钟嵘提出了这种诗学观念，是欠考虑的，因为钟嵘本人既没有对“滋味说”这一观点进行阐释说明，更没有系统地用这种诗论去讨论评判过诗人，在有关于钟嵘其人、《诗品》其书的相关文献中，也未见此论，而要说钟嵘是以味论诗，首次谈及“诗味论”的第一人，恐怕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中华文明的上古时期，以味觉来讨论文学、歌舞等艺术形式，早已经出现。除此之外，在今天所存的文献里，我们也很难找到关于滋味说的其他理论支撑。在中国含混的哲学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学者进行诗歌鉴赏时，相对来说，诉诸直接感官的方式更受喜爱，正是在这种方式下，钟嵘提及的“滋味”成为了中国诗学中关于“诗味”以及“韵味”的滥觞，但这种若隐若现的理论源头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即使这个提法对后代诗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而關于“滋味说”如此众多的研究实际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无效的，所谓“滋味说”的这种诗学观点，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但关于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并非是钟嵘本人有意提出并着力运用的一套系统的诗论，而是作为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部分水滴，最终汇聚成中国文论大河的组成部分，被后世学者所不断建构而成的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诗学观点。
注释：
本文所提及《诗品》原典皆为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
见《诗品集注》36页
见《诗品集注》88页
见《诗品集注》97页
叶梦得（清）着，石林诗话，宋百川学海本（庚集），影印本，卷中
引自刘安（汉）着，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83页
引自杨雄（汉）着，张震泽校注，杨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引自王充（汉）着，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卷第三十，第1198-1199页
参考文献：
[1]钟嵘（梁）著，曹旭编.诗品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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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梦得（清）著.石林诗话[M].宋百川学海本（庚集），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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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安（汉）著.高诱注.淮南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杨雄（汉）著.张震泽校注.杨雄集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王充（汉）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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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极其美学思想[J].江海学刊，1963年9期.
[11]齐鲁青.论钟嵘开创的“滋味说”[J].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2期.
[12]赵盛德.论钟嵘的“滋味说”[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