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总是伴忠魂
●徐渠
1919年秋，梅兰芳的前妻王明华因肺结核复发，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后，这位京剧名旦一直处于极度悲痛中。
1922年，梅兰芳已是二十七岁的人了。经其姑母等人介绍，才与十七岁的“崇雅社”坤班青衣福芝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当年十月结为伉俪。
福芝芳为了丈夫的“大业”，甘愿告别了自己的舞台生涯。她持家有方，素以“德先于艺”为家训，克勤克俭，任劳任怨，以至这位“梅太太”也与梅兰芳一样，成为社会上受人敬重的形象。
福芝芳共生育九个子女，大多早亡。成人的只有四子葆琛、五子葆珍（绍武）、幺子葆玖和老七葆玥（女）。
梅家不同于一般大户小户，除了家人，还有梅兰芳供养的“承华社”班底，他的老伙伴、老亲友、师兄弟就有几十口。这些人不是年迈体衰，便是病残缠身。
因此，福芝芳的“家庭主妇”重担，越挑越重，越挑越难。
1941年12月，日寇以重兵包围香港。梅兰芳出国访问返回途中，被困在干德道他的私人寓所里，与外界断绝了信息。
福芝芳虽然与丈夫远隔海天，却在上海马斯南路老家，咬着牙拼力支撑着门户。
上海沦陷后，梅兰芳长期不唱戏，梅家的积蓄已所剩不多。福芝芳为维持一家子的日常生活，只得不断变卖首饰、衣物、字画古董。
日寇为了征服梅兰芳这条“东方美人鱼”，逼其就范于“天皇”脚下，一边派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兼外交部长储民谊专程赴香港，胁迫他到南京参加所谓“中日建交”大典，并为日本天皇的皇侄演出，一边不断寄信给福芝芳，时而说梅兰芳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时而称他坠机遇难，时而又扬言他被抓进了牢狱。
福芝芳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心如刀绞，十分痛苦。但为勉励几十口人度过难关，却不露声色，常对大家说：“别相信这些谣言，梅先生肯定会回来的！”
翌年端午节后不久，上海《文汇报》驻香港记者冯先生终于悄悄送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梅兰芳还活着！
福芝芳急不可待地打开了一幅梅兰芳的自画像，嘴唇上还画了一撇胡须。另外，在一条素绢上写道：“半生氍毹唱皮黄，更思旧曲翻新腔。无奈日毒梅花荡，蓄须明志别芝芳。”她读到最后一句“别芝芳”时，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为了不辜负丈夫的心愿，福芝芳发誓决不向强暴低头，不但将自己定亲的聘礼--翡翠玉镯到当铺里当了，还将梅家在上海滩闻名的珍鸽“雪梅”也托人卖掉。
梅兰芳在世界舆论声援下，由日特暗中监视，遣送回家。福芝芳见他消瘦苍老、面容憔悴，强忍住泪水，对葆玖、葆玥笑着说：“爸爸的胡须美不美？”葆玖摇头说，太难看了。福芝芳认真地回答说：“你们应该知道，爸爸的胡子万万不能剃，要剃得等抗战胜利后他自己剃。”梅兰芳望着离别四年的妻子，感叹道：“知性者常居，咱俩二十年的伙伴，没有白搭啊！”
日伪见淫威压不倒梅兰芳，就采取了切断经济来源的手段，通过官方渠道，冻结了他在香港英国银行的存款。
丈夫无法可想，妻子四处奔走。福芝芳千方百计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吴陶然的关系，开了一个透支账号，借款生活，并断然卖去珍藏多年的唐伯虎仕女图、仇十洲的山水画，以及郑板桥的字轴。
另外，为了从精神上安慰梅兰芳，她决定将葆玖、葆玥提前开蒙受业，成为梨园弟子。
当两个孩子跪在梅兰芳的曾祖父巧玲公遗像前时，福芝芳亲自讲授了梅府的八字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艺。
不久，储民谊一伙人来到梅家。梅兰芳以病推托，拒绝接见。储民谊讨了个没趣，便转而劝说福芝芳：“我知道梅博士和梅太太是一对知心夫妻。请您转告梅博士：去南京的演出，汪精卫主席已同意撤消，可是率演出团去东京，是政府既定了的。要知道日本警备司令部的黑木太郎可不是好惹的，他是出名的而且说干就干的暗杀专家。”
福芝芳不卑不亢地回敬道：“不过，你储部长也应该知道，梅先生的个性响当当的。他一生宁折不弯，卧薪尝胆可以忍受，强项低头是绝对做不到的！”
储民谊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跟，冷笑一声，灰溜溜地走了。
接着，在一个月内，交通银行因吴陶然接济梅家被查封。大师兄二鹏外出，被日本宪兵打得头破血流。梅兰芳的高徒筱兰芳遭伪警察局绑架。上海滩的地痞流氓，也不断来梅家寻衅闹事。
梅兰芳为之整日叹气、烦恼。这时，福芝芳在堂屋大厅上，换上一幅《窦娥问天图》中堂，并将程砚秋从北京寄来的“勉诗”写成条幅：罢舞息歌，务农励志。秋水长天，指心为誓。以此激励丈夫及一家老少。
福芝芳又从何香凝坚持民族气节写给蒋介石的诗“闲来学画谋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中受到启迪，动员梅兰芳卖画为生。她说：“天不绝人。程砚秋能在北京学种地养活自己，你梅兰芳就不能以廖夫人为榜样，在上海卖画度日吗？”
这席话，说得梅兰芳豁然开朗。
两个月后，梅兰芳就画出梅、竹豆、虫鸟等三四十幅画。福芝芳马上和“悦雅斋”书画店老板秦悦之联系售卖，价格不论大小，以解燃眉之急为主。
上海观众长久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对梅兰芳的画当然爱不释手。小小的“悦雅斋”，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个上午所有画幅便销售一空，订货者还络绎不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投降诏书。福芝芳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连夜为梅兰芳烫平整理了一套乳白色西装。
翌日清晨，福芝芳让丈夫穿上，并替他拍了一张留着胡须的照片。
福芝芳又借了保姆张妈的多年私蓄，办了几桌酒席，来了个“全家欢”。福芝芳一桌桌敬酒，激动地说：“中国人打败小鬼子，梅先生即将登台演戏了！”
席散后，福芝芳端端庄庄递了一把剃刀，请梅兰芳刮掉了胡须。然后，在一家老少要求下，这对同呼吸共命运的夫妇合了影。
不几天，上海观众便在天蟾大舞台，看到了梅兰芳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公演的京剧《杜丽娘》。
解放后，在文化部为梅兰芳举办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这位举世闻名的京剧大师，还耿耿于怀抗战八年中的苦难历程。在谈到夫人的支撑和激励时，他饱含深情地说：“没有福芝芳，就没有梅兰芳。”
周恩来听了颇受感动，当即赞誉福芝芳为“抗战夫人”，并为其题写了“长澄浪里天心湿，芳心总是伴忠魂”。
1961年7月，梅兰芳因患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合并急性左心衰竭症而离世。福芝芳悲痛成疾，患了面部神经跳动症，而且经多方医治不愈。
“文革”期间，福芝芳身处逆境，又日夜担心子女安全，更是心力憔悴。
1980年1月29日，福芝芳终因脑血栓发作，抢救无效而告别人间，享年七十五岁。
福芝芳临终前，请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先生，记下了一句遗言：“梅先生事业如山，我本人只能算作一棵无名小草。”
“小脚夫人”与两弹元勋
●何建明
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在江南小城--常熟县支塘镇，迎亲的队伍正朝王氏老屋缓缓走来。十三岁的少年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迎来了三寸金莲、大他三岁的新娘吴月琴。
王氏家族是江苏常熟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王淦昌四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两位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几年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大概是有感于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一位女人。在未省人间风月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当作大媳妇，毋宁说是当作大姐姐来接纳。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就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五四”新文化浪潮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考。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老屋藏着一个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痛。有几次，他鼓足勇气回老家要让外婆帮自己“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怜悯之情便油然而生，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三十年代初，王淦昌从清华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在导师的鼓励下，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当他向家人辞别时，连一向开明、用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进入梦乡。吴月琴仍像往常一样为丈夫纳鞋底。豆大的火苗映在她的脸颊上，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细看妻子，似乎才发现妻子长得蛮漂亮的。
“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妻子捂住他的嘴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二
三十年代的德国堪称国际物理学发展的中心。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
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博士的王淦昌刚脱下黑色的博士方帽和长袍，便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
王淦昌最初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二十八岁的留德博士尽管一给学生讲课就脸红，但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学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不仅有后来著名的旅美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还有一位来自金陵书香门第的女才子。
“金陵才女”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的才气，她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里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挽着他那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断桥边散步。
“这不公平”!以后随着女才子与“娃娃教授”的关系进展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她终于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劝解女才子，“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可以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三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徒，四年之间，共迁了六个地方。最后一站到了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妻子又生下了小女儿，由于产后奶水不足，孩子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产后没几天吴月琴就挪着小脚艰难地在荒山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对王淦昌啧啧称赞道：“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员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兵啊。”第一次听到爱妻受到校长的公开表扬，王淦昌开始对自己的“小脚夫人”刮目相看了。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每天赶着去放牧。一天傍晚，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呀，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悠然往来。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的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女才子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已经名花有主的“金陵才女”来向自己的导师辞别，她噙着凄清的泪对这位大科学家表白完“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的心意后，便将自己的绰约身影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四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启动中国的“曼哈顿工程”，铸造平衡世界的砝码--核长剑。王淦昌作为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这个有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家加盟的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吴月琴万里迢迢从国内来到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生活，一代大科学家解除了衣食浆洗之忧，以更大的精力投入核物理研究。仅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他率领周光召等一批年轻学人，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寻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例负超子。
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来自北京的一封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的一天，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告诉他，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一切海外关系都必须掐断。“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止。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必须改个名。”
“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从此他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
吴月琴发现她的大教授越来越神秘兮兮：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甚至连名字都改了。吴月琴总觉得丈夫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磨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记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她不解地问：“淦昌，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呢。”
1968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未能幸免地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南中国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已是六十多岁的吴月琴毫不犹豫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蛮荒之地”，用一双女人的手继续为他构建温柔之乡。
五
九十年代一个绿树成阴的夏日。
一封寄自北方的信放在北京木樨地二十二号楼王淦昌教授的书案上。拆开这封笔迹似曾相识却早已陌生的信，名扬神州的王淦昌教授又忆起那个沉寂了六十载的真情故事。
当年将自己对“娃娃教授”的爱慕之情埋葬后远嫁北国的她，新中国成立后在北方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漫漫六十载时光，她默默地伫立在一个命运的角落仰望着自己心中那颗科学之星的飙升，终于见到他携着生命和事业的辉煌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科苑的伟人祠。时至九十年代，丧夫失偶、风烛残年的“金陵才女”站在生命的黄昏里回眸往事，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笔，给一代核物理宗师写来问候信，诉说自己六十年来的风雨人生。
她的人生际遇，引起了老科学家的同情，他不仅写信遥祝问候，还时常打电话劝慰自己年近八旬的女弟子。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金陵才女”被王老请到北京的家里，当年的一头青丝早已霜白。看到高龄的导师和师母像孩童似的耳鬓厮磨，说到开心之际导师还捧着师母的脸蛋逗乐打趣时，她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歆羡和慰藉。
这是当年的“金陵才女”与中国“两弹之父”西子湖畔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尽管他们仍有书信电话往来，但岁月给他们日子已经不多。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阴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那个麻木的青年人逃之夭夭，两位上了年纪的老者扶起一代大科学家，并通知他家人。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九十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五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岔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完全可以行动时，九十四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老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百日之后，他追随着已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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